我曾在柬埔寨遇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法莉侬,她在金边设立了孤儿院和忧郁妇女收容中心。她在妇女心理重建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这些妇女的精神?创令许多医生束手无策,只能放任她们自生自灭。她非凡的成功使得她的孤儿院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她救治的妇女,她们围绕在法莉侬身边,形成一个慷慨助人的社群。有人说,如果你救了这些妇女,她们会继续援助小孩,如此不断循环,你就救了整个国家。
我们约在金边市中心一栋老办公大楼的小房间里见面,她坐在房间一头的椅子上,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沙发上。法莉侬不对称的双眼似乎可以一眼把人看透,但还是欢迎了我的到访。和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她个头比较矮小。向后梳的斑驳灰发,使她的脸看来十分刚毅。她讲话的语气很坚定,但她也很害羞?只要一说话,就低头微笑。
柬埔寨内战结束后,法莉侬是难民营中唯一受过教育且通晓外语的人,她可以和救助人员沟通。她慢慢成为难民营里的重要人物,得以与家人住进较舒服一点的木屋里。“那时我协助救助人员进行许多工作,”她回忆说,“每当我四处走动时,都会看到许多形容枯槁的妇女,看起来好像瘫痪了,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无法照顾、喂食自己的小孩。我觉得她们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但完全受不了精神重创后的生活压力,最终因忧郁而走向死亡。”法莉侬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把她在难民营中的木屋改成一个类似心理治疗中心的地方。
“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我都立刻藏起来,”她说,“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她会带着病人打坐,木屋里设了佛坛,佛像前摆了鲜花。她开导妇女,要她们敞开心扉。首先,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追踪调查,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她解释说,“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
有了初步进展后,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我采取三个步骤,”她说,“首先,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我们每天都有功课,所以她们每天?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这时候,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刺绣或编织上,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忧郁症是看不见的,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虽然我们取不出来,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
“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我就教她们工作。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我都会想办法教。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或照顾小孩,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并引以为傲。
“到最后,等她们有了?练的技能,我就教她们爱。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用来做蒸汽浴室——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只是条件更好一点。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脚趾甲,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让她们放下自己,学会关心他人。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直至崩溃。她们一起洗浴,互相修指甲后,就会开始聊天,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到最后?懂得交朋友,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原先,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
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彩色的小瓷瓶、蒸汽浴室、修指甲刮刀、磨砂板和毛巾。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我告诉她,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学会工作、学会爱和被爱,是很不容易的,但她说,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一点都不复杂。她告诉我,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得非常出色。
“还有最后一步,”停了很久之后,她说,“到最后,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遗忘、工作、爱——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那才是重点。这个道理最难理解”,她笑起来,“但她们慢慢都懂了,当她们懂了,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
如今,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要治疗忧郁症,必须了解病人崩溃?感受和体验、医药作用的方式,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民间方法”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忧郁症在小孩、老人和男女身上,有着不同的变体。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
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这是严重的误解,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无病呻吟”。这是错的,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我们会发现,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穷人的忧郁症问题,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疾病治疗的效果,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我并不赞同宿命论,即使伴有忧郁,仍可以好好生活。的确,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还邻接着爱。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对立的情绪的影响。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它是我的一部分,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在开战前,一定要先明白这点。我相信,若想彻底除去忧郁,唯一的方法是,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中共同采用。
“欣然接受痛苦,”奥维德曾写道,“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 将来我们有可能(虽然现在做不到)通过化学方法锁定、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电路”系统。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若拿掉某一部分,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人为改变它的成分,也是令人难过的事。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宁愿付出代价。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