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实际出生于马来亚，《晨报》记者对他出生地报道有误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他并不了解。他10岁时跟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三年，主要学习英语。在欧洲11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他27岁之前，中国话都说不好。1885年正式归国后，才开始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在香港学习时期，因为中文经典太过艰涩，他还经常读西方的汉学著作来帮助理解。到张之洞幕府做了“洋文书”后，汉文基础仍是很差，根本谈不上理解儒家经典，曾遍请那些和他同事的翰林、进士教他汉文。由于不懂师道之礼，遭到拒绝，无奈只好自己买了本日本人写的《官话指南》，作为汉文读本。但苦恼的是不会查中文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张之洞看不过去，指导他系统阅读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后来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

由于自小生活在西方，辜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现在对于那些生在海外，长着中国人面孔，但受中文教育不多、思维西式的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香蕉人”，黄皮其外，白瓤其内。可以说，辜鸿铭就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香蕉人”。

辜鸿铭刚回国时不习惯中国礼俗，仍以西人的坦率习惯行事，我行我素，睥睨一切，对自己看不起的人，不管是谁，照骂不误。他的同事和上级都评价他“为人荒谬绝伦”。

他骂袁世凯“小人办外事”、“寡廉鲜耻无气义”。全国上下为慈禧祝万寿之时，他却口占顺口溜讥讽慈禧太后“天子万年，百姓遭殃”。连他一向服膺的张之洞他也敢批评其“太功利”。

可见，从文化思想特征上来看，辜鸿铭不能算做中国人。但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放弃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前程，回到苦难的中国？为什么会比中国人更坚持中国传统文明呢？为什么在国际上“黄祸论”盛行之时反而在西方大力宣扬“中国文明优越论”？为什么在国内崇尚西学、废除帝制、提倡共和之时反其道大力鼓吹君主体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