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29日，历经三年生不如死的牢狱之灾后，章太炎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革命党人和热血青年的追捧。在他被囚的几年中，光复会、同盟会相继成立，革命党人蔚然成风，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但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却利用《新民丛报》对“三民主义”发难。章太炎出狱之前，就已经和革命党的报纸《民报》开始打笔仗，出狱后，凭着对梁启超的了解，以及丰富的笔战经验，仅用了一年时间，章太炎就迫使《新民丛报》停刊，致使海外华侨纷纷脱离保皇会，投入革命队伍。

《民报》时期，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相当不错，常常一起商谈革命方略，处于政治上的蜜月期，但仅维持了一年多。1907年底《民报》被禁，章太炎想将《民报》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此时的孙中山正忙于在各地搞武装起义，无暇顾及，也很难拿出大笔经费，两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孙中山又命汪精卫在东京秘密筹备《民报》复刊，并出版了一期。得知这一消息，章太炎怒不可遏，将内部争吵公诸于世，还提议要免去孙中山总理职务，并开除出会。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身处日本的章太炎异常兴奋，他立刻乘船回国，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提议由黎元洪和黄兴分别担任元帅和副元帅，由宋教仁任内阁总理，由汤受潜、蔡元培、张謇、伍廷芳分掌邮传、学部、财政、外交诸部。这是一个由各派力量联合组成的中央政府的设计。章太炎之所以有此主张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报纸上得知欧美国家政党争权的种种弊病，二是亲身经历同盟会内部的斗争。因此，他固执地认为，革命成功后，不应当再有政党存在。从中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到章太炎论政的幼稚，但却不得不承认他的道理。

当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归国后立即对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进行了批判。而章太炎随后将光复会实际领袖陶成章的死归咎同盟会，双方成见日益加深，章拒绝担任总统府枢密顾问。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

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很快幻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袁世凯的真实形象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宋教仁被袁政府刺杀，让章太炎幡然觉醒，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人，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这时候，章太炎又一次患了政治幼稚病。他认为，当时唯一能与袁世凯抗衡并取而代之的理想人物是黎元洪，于是积极游说黎竞选总统职位，并为其奔走呼号。当明哲保身的黎元洪要求章太炎北上打探袁世凯的态度时，章太炎欣然前往，旋即被袁世凯打发回上海，重新回到革命党人中。

1913年，为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然而，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内部意见不一，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当孙中山、黄兴先后逃往日本的时候，章太炎又一次选择了留下，而且亲入帝京，要跟袁世凯当面问个明白。他的单纯与固执再一次显露无遗。这一去又是三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了北京，直到1916年袁世凯殒命。三年中，孤独、愤懑的章太炎，不惜大闹总统府，并以绝食相抗争。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却与段祺瑞为了政治利益斗得不亦乐乎。章太炎深切地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惆怅和忧伤。这时候，孙中山又一次站了出来，发动“护法运动”，章太炎毅然加入斗争行列，奔走于广州、香港之间，劝说各路军阀参加“护法运动”。但此时的中国已经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面对派系林立的军阀、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章太炎开始为“联省自治”叫好，他希望能在中国建立联邦制。这是他早年“分镇”思想的死灰复燃，仍旧是纸上谈兵的理想，不久便在军阀间的枪炮声中偃旗息鼓了。

1922年，53岁的章太炎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梦想破灭之后，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讲学成为了他晚年抚慰心灵的主要方式。尽管期间他也不可避免地发表一些政论，如“反赤”、“反蒋”，但显然已不再是学问家章太炎的人生主题。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但也许是因为30岁前埋首书斋，不谙世事；也许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使章太炎无法厘清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因而他的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都化为泡影，也使得他一次次周旋于政客间的努力显得可笑而为人所诟病。

但这显然不是章太炎人生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