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看了看我，没说话，北京猿人愤愤不平地说：“这狗崽子想逃走。”

北京猿人的话音刚落，街口突然驶来了一辆警车，凄厉的警报声像鞭子一样打在他们的身上，北京猿人脸色铁青，大学生脸色苍白，蜘蛛像一只被点着了尾巴的猪一样，拼命逃进了人群里。

可能有人拨打了110，我想。

巡警将我们四个人带进了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和我上次走进的那个派出所不是一家。盗窃团伙的势力范围很广阔，涵盖了好几个派出所的管辖区域。

蟋蟀先被警察带走了，我和北京猿人、大学生则在留置室里等待着询问。北京猿人趁看守的警察不留意，悄悄地竖起了两个指头。两个指头代表着，等到我们接受警察询问的时候，就按照第二套说辞。这些说辞里包括：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做什么工作？刚才在一起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话等等。为了应对警察的审讯，盗窃团伙里早就有了好几套八面玲珑的说辞。第一套说辞是我们都在郊外的一家工厂打工，郊外确实就有这样一家工厂，连经理的名字年龄我们都了如指掌；第二套说辞是我们刚刚在某某饭店吃饭认识的，某某饭店在什么位置，饭菜的价格，我们也一清二楚。还有第三套，第四套……如果小偷小分队被抓获，只要负责人审时度势，暗示大家按照哪套说辞，大家就都有了应对之策。

我是最后一个接受询问的，北京猿人和大学生被叫走后，再没有回来，不知道他们被放走了，还是被看押在另外的房间。

我走进指定的房间，看到房间空空荡荡，靠墙的地方摆着两张简陋的木头桌子，桌子后坐着两名警察，年轻的一位埋头书写，年长的一位看着我，他的眼神像鹰一样尖锐。

年长的那位问过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情况后，突然话锋一转：“你做小偷几年了？”

我摆着手说：“我没有做过小偷。”

“没有做过小偷，怎么和小偷在一起？”

我向他说起了自己这些天的经历，说起了自己如何打入盗窃团伙，如何和各种各样凶恶的盗窃分子周旋，他不相信，他说临近春节，报社早就放假了。

我说出了那个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还说了那名警官的名字，我说我的情况他全部知道。我还说起了我工作的报社的名字，还有报社的值班电话，报社领导的名字。我说我的情况他也知道。每次我出门暗访的时候，报社只有极少数几个相关领导知道我去了哪里，去干什么。

年轻的警察出去了，年长的警察留下来和我聊天，他问我都暗访过一些什么，暗访过的那些行业内都有些什么秘密。我说起了我以前暗访的一些经历，说了职业乞丐里的金字塔结构，说了职业卖血者的无奈和无助，说了键盘手和酒托的无耻与秘密……他不动神色地听着，偶尔拿起笔在纸片上划一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年轻的警察进来了，他悄声向年长的警察说着什么，我看到年长警察的眉毛轻轻地跳动了一下，点点头。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得到了验证。

那天，在派出所里，我还与蟋蟀单独交谈。蟋蟀的经历让我震惊不已。

半年前的夏天，北方一个炎热的午后，知了在树叶里长声嘶叫，野狗躲在屋檐下吐着舌头。初二学生蟋蟀和一名同班男生翻越校园的围墙，来到了集市上。

农村的集市，十天才有一次。他们像飞出笼子的鸟雀，在短短的街道上，从这头转到那头，又从那头转到这头，目光浏览着有限的商品。后来，他们停在了一个卖枣沫糊的老头跟前，老头的枣沫糊放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