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印度的邮件，是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附近一家艾滋病慈善机构发给我的邮件。他们告诉我，他们同意我到那里做志愿者，但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前到达，具体的工作也要到了再安排。

2006年11月的某一天，我发现我的银行帐号里头有21000元，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反应是: 是时候离开了

于是我向李主任提出我要到印度做义工的意愿，本想非辞职不可的，但他却破天荒地给了我三个月的假期。

我选择了印度和西藏作为此行的两个目的地。选择印度是因为要去做义工；选择西藏是因为它是我大学没有完成的梦，是毕业旅行夭折后一直以来的遗憾。印度的义工计划两个月，西藏旅行一个月，假期完毕，有义工，有旅行，我的“间隔年”在时间上不算圆满，但意义上算是完整了。

我将间隔年计划告知身边的人。父亲并没有怎么坚决反对，但是很明确地说，我的间隔年目的性不强，注定这次旅途会无功而返。妈妈是洒脱性的中立，说只要我开心便去吧。她舍不得我，只是从小到大，她一直都让我做我喜欢的事情，父亲也经常说她“慈母多败儿”。只有我姐姐站在我的一边，可以说是反对和支持的各占一半。身边的朋友目瞪口呆，有的赞成，有的似懂非懂地保留意见一笑置之，有的大骂我神经病……即使当时身边的人都反对，似乎也不可能阻止我。聆听别人意见的时候，我老早就沉浸在“在路上”的亢奋中了。

广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11月份的广州，正是冬季来临之际，广州的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而我却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11月30日的那天晚上，我上了最后一天班回到公寓，一个人狠狠地痛快地哭了一场，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还是担心我的间隔年会像父亲所说的那样落得两手空空的下场？离开势在必行，只是依然不能够做到毅然抛开一切，潇洒地离开。

2006年12月1日，我把公寓的钥匙交给了一个朋友，和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一个多年死党“美术”背上背包，带着仅有的两万一千元和一个不知道能带给我什么的间隔年主题，开始了我迟到了三年却仅有三个月的迷你“间隔年”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