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我有机会和这家报业集团的总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戏谑地说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愣头青，身上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在见到总编前的一个晚上，我趴在出租屋的床上，用钢笔字书写了一份简历。和刚出道时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了一份简历对一个人的求职成功会有多重要。我在简历中书写了自己这两年的暗访经历，并在简历的最后很煽情地引用了阿基米德的一句话：“如果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穷酸迂腐得让人牙疼。

然后，我在城中村外的一家打字复印店把这份简历变成了一份铅字。打字店老板收了我五元钱，让我一直心疼到半夜。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身了，穿着自己仅有的一套像样的衣服，对着钉在墙上的镜片把衣领捏了又捏，让破旧的衣领出现原来的棱角来，然后又蘸着水把头发梳成一个三七分的发型，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那天，我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我一定要做这家报社的记者，我一定能够成为这家报社的记者。我像一个信心爆棚的拳击手一样，提着双拳走上拳台，像提着两把亮光闪闪的大刀，一出手就会将对方斩落马下。

我对自己说：如果这家报社不要我做记者，那就是他们的损失。也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狂妄，我才总结了以前求职的教训，不找总编室，不找人事部，不找那些部门主任，我就直接要见报业集团的总编--这个报社的很多中层领导都难以见到的人。我

报业大楼门口有保安，保安盯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拦住每一个企图进入大楼的外人，然而，只要你经过报业大楼的大门时，昂首阔步，不看保安，做出一副很拽的样子来，即使你是生面孔，保安也就不会阻拦你的。这种办法我在很多地方屡试不爽，省政府市政府都畅通无阻，

我来到了报社大楼的一楼，径直走向电梯。尽管一楼的大厅有平面图，上面写着每一个楼层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不能看，一看就会露馅。我装着很熟悉的样子，坐着电梯直达顶层。然后在几个看起来年龄很大的老者探寻的目光中，摸摸已经不再坚挺的衣领，器宇轩昂地走出电梯。

后来，当我再乘这部电梯的时候，我总是谦逊地礼让，让别人先走，我站在电梯门口伸出手臂，阻挡着随时会关上的电梯门，不管电梯里站立的是长者还是孩子，我总是最后一个走出电梯。然而，那天，为了让所有人相信我是这幢大楼里上班的人，我极力装出一副很拽的样子。

走出电梯，我看着门上的标贴，连连叫苦，顶层居然都是各位老总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里的那几位老者，可能都是这家报业集团的领导，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牛比哄哄的男子，太没有教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老头是这家报业集团的副总编副社长。

我躲藏在楼梯口，调整好呼吸，看到楼道间没有人了，便走到标贴上写着“总编”字样的办公室前，叩响门扉，没有人应答。再叩响，还是没有人应答。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隔壁房间走出了一个娇小利索的女孩子，手中抱着一摞文件。她疑惑地看着我，问我干什么。我说：“老总让我今天早晨过来。你知道老总去哪里了？”

女孩子说：“老总可能还没有来上班，你到办公室等一下吧，他应该快来了。”她推开了她办公室的房门，伸出手臂，让我进去。

可是，我不敢进去，我担心进去后她或者她的同事会问我一些情况，我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就会露馅。我装着很有礼貌地说：“谢谢，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等。”

楼道的另一边有一个吸烟室，吸烟室的房门打开，就能看到楼道经过的每一个人。我走进吸烟室，一边吸着我4。5元的黄红梅，一边仔细观察着那间“总编”标贴的房门，什么时候会打开？

十几分钟后，上来了三个人，年龄都在50岁左右，都穿着夹克长裤，都穿着皮鞋，他们走到了“总编”门前，我站起身来，然而，我还没有看清楚谁是老总，谁打开了房门，他们居然都走进去了。我在吸烟室里徘徊犹豫，想着该不该走进去面见老总？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总编门前，听见里面有模糊的说话声，和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我想走进去，可是又担心影响他们谈话，我踟蹰犹疑，莫衷一是。后来，我又回到了吸烟室。

又过了十几分钟，好容易等到老总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来两个人，我心中一阵高兴，现在剩下总编一个人在办公室了，我进去后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也占占别人的时间，也让想见到他的人也在外面等候。

可是，当我摁灭香烟的时候，总编的办公室走进去了更多的人，三个年龄大的，四个年龄小的，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西装，这下惨了，他们进去后不知道会说话说到什么时候，而且，哪一个是老总，我更分辨不清楚了。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总编很忙，可能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不会等到与总编单独相处的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哪个是老总。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叩响了房门，里面的说话声音停止了，有人打开房门，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老板桌后，目光沉静地望着我，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其余的人分散地坐在沙发上和老板桌对面的椅子上。这个50岁左右的男子肯定就是总编了。

然而，突然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又觉得当着他们的面毛遂自荐不合适。我装着刚刚发现这么多人，笑着对老总点点头说：“哦，您很忙，那我不打扰了。”我带上了房门，退回到吸烟室继续等待。

过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漫长得像走不完的夜路，老总的办公室门终于打开了，然而这次出来的是八个人，穿着灰色夹克的老总也出来了。他们走进了电梯。

我几步就跨到了电梯门口，可是电梯门还是顽强地关闭了，然后红色的数字不断缩小，电梯一层一层地向下降落。最后，数字变成了负一。有人去了负一楼的地下停车场，我想，那一定是总编。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走进了另一部电梯，电梯飞流直下，畅通无阻，直达负一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能够追上总编。

电梯门打开，我看到灰色夹克的总编拉开一辆蓝色车子的车门，准备探身钻进，我飞奔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了总编，我气喘吁吁地说：“等一下子，等一下子。”

总编惊愕地看着我，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我从口袋里掏出已经被压得皱皱巴巴的简历，打开，双手递到了总编的手中，我说：“我要做记者，我一定能做最好的记者，请您给我机会。”

总编接过我的简历，匆匆扫过一眼，然后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急事，明天就和你联系。”

我看着总编的车子徐徐开走了，开出了停车场，我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一躬，我在心中祈祷：上帝保佑我。再起身时，已经满眼泪珠。

一楼与顶楼的对话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总编的传呼，他约我来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了，而传呼已经成为了古董，我可能是这座南方大都市里最后一批使用传呼的人。

我来到了报业集团的办公大楼，走进了总编的办公室。

总编坐在我的对面，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他的香烟让我抽，是那种20元一盒的红色包装的当地香烟。

他是我见过的最和蔼可亲最平易近人的总编。他没有一点架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很轻松，和他谈话，我很自如，就像在田间地头和抽着旱烟的老农谈话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心理障碍。

我谈了自己对新闻的理解，谈了目前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弊病，谈了新闻作品之所以干瘪没有吸引力的原因，我还谈了自己的主张，我主张将文学创作的手法引入新闻写作中，谈到了新闻应该以情节和细节见长。

在这个时代，新闻比小说更精彩。种种小说家打破脑袋也构思不出来的故事，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上演。如果再用那种大家一直沿用的新华体来写作新闻稿件，实在是削足适履。

总编问我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发行员。

这是一场总编与发行员的平等对话，一起探讨中国变革时代面临的新闻改革。可能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身份悬殊而又内容高深的谈话。

那天早晨，我还说起了我以前采写过的稿件，我的那些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暗访经历，我一次次面临的窘迫处境。后来，每次回想起我失业后的饥寒交迫，生活无着，我就会流下眼泪，可是那天早晨我很平静，我好像在叙说着别人的故事。

临近正午，告别的时候，总编一直把我送到了电梯口，我想着他会答应我来报业集团下属的某一张报刊来做记者，然而，他没有，他说：“下周集团下面有一张报纸要招聘记者，你来报名吧。”

我走进电梯，心中忐忑不安。可能总编没有认可我，所以才让我报名参加招聘。我的情绪突然冷落到了极点。

后来我才了解到，总编是一个非常公正无私的人，曾有省级干部和军区领导找到总编，想进一个人来上班，总编一概拒绝，都让他们参加招聘考试，成绩合格的才录取。他说，我们这里是业务单位，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是皇亲国戚。

很多个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和总编见第一次面的情景，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充满了温暖。

当天下午，我参加了那次招聘报名，据说这次报名的居然有来自全国的2000多名记者，而录取的名额只有10人。

因为我的举报，烟草局查封了那家假烟窝点20箱假烟，按照每箱50元的奖励标准，我在等待考试的那几天得到了1000元的奖励。

我想将1000元邮寄给母亲，可是母亲没有银行卡。父母一生生活在农村，他们日子总是过得捉襟见肘，哪里有钱存在银行里。后来我把这1000元存入村口商店老板的卡中，他取出来后交给了母亲。

商店老板在电话中说，母亲拿着那1000元钱，双手颤抖，眼泪一直在流着，那是她今生见到的最大一笔金额。当天下午，母亲就把那1000元全部还债了。东家100元，西家50元。为了给父亲治病，当初我们向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借过钱，大家都没有钱，却都拿出了仅有的家当。

弟弟继续在县城蹬三轮车，收入仅够自己吃饭；妹妹找到了一份在附近小学做民办教师（南方叫代课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70元。

然而，生活总是要继续，生活总会出现转机。只要挺过最艰难的时刻，美好的时光就在前面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