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陈渠珍还是潘文华，不管他们未来走的是什么道路，在当时也都算得上是一时俊杰，他们并不缺乏智慧和勇敢。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曾经雄心万丈的年轻人，不能把热血与勇气奉献于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中，而只能在内战的磨盘上把自己碾得粉碎？这个倒霉的时代，当然应该为他们的悲剧负责，但该负责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个时代。

驻藏新军的崩溃，是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里，西藏地方势力割据称雄的开始。

在英国人的指使和资助下，1912年6月间，十三世达赖重新回到西藏，叛军随即向川边发起猛攻。藏军挥舞着他们的雪山狮子旗涌向川藏边界，企图恢复吐蕃王朝时代的疆域，实现所谓“大西藏”的梦想。一时间，川藏边的昌都、贡觉、江卡、定乡、巴塘、理塘等地——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道317、318线——均趋紧张，在这两条连接川藏的要道上，处处风声鹤唳。

西藏方面的行为，立刻对西南局势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影响。

早在1911年10月30日云南独立后，滇军便于当年的11月14日和次年的1月27日，分别以援蜀、北伐为名进入四川、贵州两省。

其中援蜀一路，由曾任十九镇参谋官的韩建铎，率谢汝翼、李鸿祥两梯团，老实不客气地进入富庶的川南地区：谢汝翼梯团占叙府，李鸿祥梯团占泸州（梯团是滇军这一阶段惯用的编制，其规模约相当于新军中的“协”，亦即民国后的“旅”，而支队则相当于“团”。所以某些川省资料干脆就把李鸿祥称为“援川滇军第二旅旅长”。此后滇军长期以旅为基本战术编制，实渊源于此），并分张开儒支队占犍为，黄毓成支队占自流井。滇军在川境内自委官吏，强提税款不说，还以“剿匪”为名，大肆屠杀同样持反清立场的四川“同志军”——如在叙府捕杀川南军政府军政部长刘履阶，在自流井捕杀“同志军”统领同盟会员周鸿勋，在合江劫杀川南总司令——同盟会员黄方及随员百余人等。

被滇军所占据的川南叙府、泸州、自流井一带的盐税，历来是四川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以1911年的比重来看，盐税占到了全川常年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川南盐税又占了总盐税的近九成比例。所以新生的成、渝两军政府，对滇军这一趁火打劫之举相当不满，均强烈要求滇军退出川境。

坐镇成都的尹昌衡立刻派出川军第二师彭光烈部，第三师孙兆鸾部分向叙、泸两路压迫入川滇军，打算以武力驱逐云南人离川，双方遂对峙于自流井外之界牌场。

而斯时尚未合并，正与成都各唱各调的重庆蜀军政府，则派蔡锷的老同学，刚从上海回来的士官三期生胡景伊为全权代表，出面同滇军交涉撤军。胡在谈判中大做顺水人情，一口应承送三十万元作为滇军开拔费。

在这一番威胁利诱之下，后援不畅且缺乏用兵借口的滇军，只得拿着重庆送的钱，在成都的刺刀威胁下乖乖撤退。

援蜀滇军总参谋刘存厚（士官六期），本是川人（前川督锡良卸任后，出任云贵总督，刘存厚等一批川籍将佐即于此时随他去云南办新军），在排外的云南并不得意。此时便趁机带着赖心辉等一帮云南讲武堂出身的川籍将佐留川不归（可刘参座一个不小心，竟然落下了一个曾在他手下任排长的小老乡，结果中国近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模样），投靠了士官老同学尹昌衡。而尹都督也很仗义，专为他额外批建了一个川军第四师，器械精良，以刘任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