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确实是个道地的英国人，但也许不是伦敦人。你在交易所里从来看不到他，银行里也见不着他，找遍伦敦商业区的任何一家商行也碰不上他。不论在伦敦的哪个港口，或是在伦敦的什么码头，从未停泊过船主名叫福克的船只。这位绅士也没有出席过任何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不论在律师公会中，还是在伦敦司法学会的中院、内院、林肯院，或是格雷院，都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此外，他从来也没有在大法官法庭、女皇御前审判厅、财政审计法院、教会法院这些地方打过官司。他既不开办工厂，也不经营农业；他既不是搞说合的掮客，也不是做买卖的商人；他既未加入英国皇家学会，也未参加伦敦学会；他既不是手工业者协会的成员，也不是罗素学会的会员；西方文学会里没有他的位置，法律学会里也没有他的名字；至于那仁慈的女皇陛下直接垂顾的科学艺术联合会跟他也毫无瓜葛。在英国的首都，自亚摩尼卡学会一直到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虫学会，有着许许多多这样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而福克先生却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

福克先生就只是改革俱乐部的会员，瞧，和盘托出，仅此而已。

也就是说，无需工作，无需专业成就，也无需以商业或科研活动名满天下，成为俱乐部会员就足以说明一个人是位绅士。他们“既不过分大方、挥霍无度；也不会贪得无厌、爱财如命。相反，当知道出于崇高、实用或慈善目的，需要自己拿出一笔钱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默默地慷慨解囊，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不愿意留下”。福克先生沉默寡言，行事低调，甚至有几分神秘色彩。他的乐趣就是读报或玩一种纸牌游戏（这种纸牌游戏非常符合他沉静的个性）；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他在俱乐部吃早餐、晚餐的时间非常准时，天天如此……”一方面，他为人沉默低调，举止优雅，无可挑剔；另一方面，他对仆人却很热情，以至于人们都将他看作英国绅士的楷模。当福克先生离开伦敦准备进行为期80天的环球旅行时，他告诉俱乐部其他人，查验他护照上各国海关的印戳，就可以证明自己探险活动的真实性。“噢，那可一点儿没有必要，福克先生，”他们中的一位说道，“作为一位值得尊敬的绅士，我们完全相信您的话。”

通过一位中国律师的文集，我们可以想像伦敦俱乐部街极盛时期英国人的生活。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中国律师名叫刁敏谦，1909年到1916年期间他曾在伦敦生活、工作过。他写道：“漫步俱乐部街，不得不为各家俱乐部里整天座无虚席而惊叹。”“沿着皮卡迪利大街、帕尔摩街走过，你一定能看到这些俱乐部欢声笑语不断。”“看上去，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好像不是刚刚从办公室赶来，而是从家里赶来，没有一点疲惫的样子。”他估计，伦敦俱乐部大约有14万名会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即爱德华七世统治后期，刁敏谦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伦敦大量有闲绅士阶层生活的生动例证。

绅士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友谊，让他们拥有了勇气、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由此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信念，即便走到天涯海角，文化多么不同，这种生活方式和信念也不会改变。对于印度或中国的旁观者而言，这些系着领带、衣着笔挺，来自殖民帝国的绅士的样子实在有些滑稽可笑。但是，对于这些绅士来说，着装整齐却是出于道德目的，是经受了长时间非常深入的教育和社会体制熏陶的外在表现。更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在各个社会阶层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普通人也对“绅士风度”耳熟能详。绅士们为大英帝国添砖加瓦，成为大英帝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