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凯莉给托尼打电话，说有事要告诉他。托尼一阵激动，忙说要请她吃饭。两人约好在唐人街一家香港快餐店见面。最近几年，许多华人在唐人街开设快餐店，有广东快餐、福州快餐和温州快餐，现在香港快餐也加入竞争行列。凯莉身穿蓝色职业套装，梳着齐肩短发，显得温柔干练。托尼看后心想，当初结婚真是选错了对象，要是选择凯莉就好了。

凯莉坐下，打开黑色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纸，说道：“我在美国人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曾经办过一个跨国公司经理签证申请绿卡的案件，主申请人就是刘英，受益人有丈夫和儿子。儿子的姓名和你找的人一样，叫常强，丈夫的姓名是常建伟，不姓张。”托尼本来抱有很大希望，但一听到凯莉这么说，就问：“Are you sure？”凯莉回答：“Of course。”

托尼感到很困惑。他本来是要找老张，现在却找到老常。他在心里产生怀疑：“难道市警察局的内线情报有误？”他对凯莉说：“谢谢！这个信息和我掌握的不同。我准备核实一下，有什么消息再通知你。”

接着，他们边吃饭，边聊天。毕竟曾是恋人，彼此互相了解。托尼感到，凯莉的目光中含着对自己的期待，托尼很想过去亲她一下，但安妮的身影突然在脑海中闪过，托尼惊醒过来，连忙坐正，表情严肃起来。凯莉看到托尼这些举动，估计他心里另外有人，也就匆匆吃完饭，找了个借口提前告辞了。

最近一段时间，安妮每天到坚尼路上的温州人商店里转悠，试图寻找老张的线索。但是，这些温州人就像事先说好的一样，只字不提老张的事情，就像唐人街没有这个人。回到办公室，安妮向托尼抱怨。托尼鼓励安妮不要泄气，感到老张即将被确认，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两天后，安妮在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白人同事珍妮打来电话，请她陪同一起见一个华人客户，当个翻译。安妮在心里埋怨，这名华人不懂英语，为何要找一个白人代理。按照约定，安妮准时来到珍妮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看看时间还早，两人说了一会儿闲话。一会儿，三名华人来到珍妮的办公室。安妮注意到，这是一对夫妇和一个儿子。夫妇四十多岁，儿子二十来岁。他们见到安妮后一愣，犹豫了一下。珍妮向他们介绍说：“安妮是我的同事兼朋友，今天只做翻译。”

父亲用温州话和儿子说了一句，儿子用英语告诉珍妮：“我们不需要翻译，我可以给父母翻译。”珍妮听到这里，就看看安妮。安妮知趣地说：“不要翻译最好。我还有事，先走了。”说着，她走出去办公室。

因为经常和温州人打交道，安妮听懂了父亲对儿子讲的一句话：“你要设法让这个中国人离开。”安妮听到这句话，心里一惊：难道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她决定留下来，打听到这三个人的情况。她走进隔壁一个办公室，看到一个熟识的销售人员正在填表，就和她聊了一会闲话。

半个小时后，安妮听到他们的讲话声音传出门外，估计珍妮正在送走他们，就急忙探头向外张望。看到他们走过拐角，安妮跑到珍妮的办公桌前，翻开记事本，写下三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然后迅速离开保险公司，回到侦探事务所。

托尼接过安妮递来的纸条，看到上面三个人的信息，和凯莉提供的三人姓名一样。托尼皱着眉头说：“刘英的信息比较吻合。但是，为何她的丈夫姓常而不姓张呢？”安妮调皮地一笑：“如果你吻我一下，我就告诉你。”托尼一听，就俯下身去，在安妮脸颊和嘴唇的结合部吻了一下。安妮告诉托尼：“张在大陆拼音是Zhang，而在台湾拼音中是Chang，Jianwei Chang，在大陆翻译成常建伟，在台湾就是张建伟。”

托尼听后恍然大悟，说：“我估计警局的内线可能是个台湾人，所以把‘常’误以为‘张’。”接着，他感叹道：“同样的中文姓氏，大陆的拼音和台湾的拼音竟然不同。如果不知道这个差异，岂不是又让他溜过去了？此人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老张！”

安妮仰头看看托尼，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过程说了一遍。她说：“那天你告诉我你们的追踪结果后，我就留了心。我一看到这三个人，就感觉他们就是你监视的那三个人。而且，那个中年男人讲到不要中国人在场后，我就更加肯定了。我看了合约，发现这是一个人寿保险合约。持有人是父亲，而受益人是妻子和儿子。从这个人寿合约来看，父亲担心自己出问题，就提前做好准备。一旦自己出事，妻子和儿子还能从中获益。”

托尼回答：“华人父母都一样，总是为孩子着想。”托尼对安妮说：“真是谢谢你了。我没有想到，这么老谋深算的人竟然在保险单上露出马脚。”说完，他马上给江森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