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不用说我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被捕？

4）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文革”以及剧院里的内斗。我一直很清楚“造反派”从不信任我。虽然我尽量避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派仗，可“造反派”始终认为我是“保皇派”的后台。但运动已进行了两年，他们要对付我早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车子朝西行驶，我突然记起约一年前发生的事。三四个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到剧院，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管理剧院的。院里所有的人被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指派组长。相类似的军宣队也被派到其他的专业剧团、歌剧院、歌舞团。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要求大家每天坐在一起表明自己的观点。大家所说的也就是怎样欢迎“文革”这场运动，“文革”怎样及时地把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政治学习很快变得十分无聊。除了忍着，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就这样，两百多名员工，包括演员、导演、舞美、装置、票房工作人员、前台、车队司机，天天挤在大厅里开大会。

这一天军宣队的领导站起来告诫我们：“我们的政治学习之所以变成了老生常谈，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林副主席的教导：战场上，要刺刀见红。”这是军宣队领导的原话。“刺刀见红”用来描述战场，听起来挺吓人，可他其实是在打比方。

他更进一步讲述他的论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主要任务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继续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个目标被一小撮走资派篡改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所以我们现在的职责是揭露、批判这些走资派和黑帮，而不仅仅是重弹报纸上社论的老调。”他这番告诫的目的很清楚，揭露这些隐藏的敌人，包括那些不当权的，因为他们是隐藏在政府中的敌人的社会基础。

他的这番论调得以实施。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剧院以前的领导。上演外国剧作家像莫里哀和契诃夫的经典剧目被批判，甚至像曹禺、老舍这些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禁了。接着，斗、批、改的范围扩大了，几个月前被抄家时查出不利证据的那些人成了攻击对象。蒋介石的画像，所谓的反动书籍，甚至受批判人的照片都成了证据。

某个闷热的下午，会场里一片嘈杂，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演员被剥夺了中国传统的午餐后两小时的午休。突然间，有个微弱、犹豫的声音说：“我可以揭发件事吗？我听见英若诚说毛泽东思想也得一分为二……”此言一出，会场睡意全无。

我脑袋“嗡”的一声，心跳顿时加剧。大厅里顿时喧哗起来，有人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谁！”

这是我们当中第一次听说有人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的二话。口号四起。会议主持人迅速地与他周围的人商议了一下，接着他命令我上台面对人群接受质问。我服从命令，一边朝他们指定的位置走，尽量表现得不慌不忙。同时内心却在飞速想办法摆脱困境。我发表这一言论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当我最终面对人群时，口号声渐低，大厅重归寂静，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我脑子里却突然闪过：这大概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当众孤独”吧。

不容我多想，人群里跳出一个人大声质问道：“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人群中嘈杂声又起，可能是大多数人估计我会否认这样严重的罪名。

等到人群安静下来，我很镇定地说：“我说过。”震惊之下，群众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口号和喧哗声大作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