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辅仁中学的校长，又是相关大学的教授，我父亲在我攻击了主管纪律的老师后，不可能让我继续在那里学下去了。可是身为大学校长同时又是祖父和父亲同事的陈垣先生，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在他的主管范围之内，所以我被开除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父亲像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用开除自己的儿子以表现公正的态度，而陈先生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他对所有的人说：“开除这个孩子是个大错误，你们等着，有一天他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我很爱戴陈垣先生。他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父亲一九四八年登上赴台那架飞机的时候，陈垣先生也在最后一批人的名单上，但他拒绝了。人民政府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又聘他做校长。他七十几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居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他那么大年纪入了党，真是个传奇人物。

2）

我在辅仁中学丢了脸被开除了，接着就去了圣心中学，那年我大约十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更短，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开始读书前，陈垣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是块什么料！”他说。

所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头两个学期时，我母亲一定要我去拜访陈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可惜我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我是到了后来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可在圣心这短短的时间内却大大扩充了我的中文词汇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在那里又养成了一个新的癖好，学会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骂人的话，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骂人话。我那个年龄的男孩根本不该知道有这种词的存在，但我很容易地就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此事通过不寻常的途径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小学生有个演讲比赛，我被圣心选中做演讲。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做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试想我父亲听了之后的自豪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演讲比赛的主题是模范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的演讲可能过于有创意了，但这说明我这人不玩假的，而我父亲的失望也不是假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之前，他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三学生又玩出花活来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跟他谈一谈。我希望他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我回到家里，父亲却让我上床睡觉，尽管那时睡觉还太早，我的兄妹们也还没有上床。我躺在那里，觉得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非常漫长而紧张。这次我没逃出去看电影。谁知父亲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决定，直到我兄弟中的哪一个坏枣提醒了他，他又重新怒气冲天。

他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喊着：“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我要把你送出北京，让你离开你那些只会教你骂脏话的坏朋友！”

我到这时才明白我惹麻烦上身的原因是骂人的话。我知道我又丢脸了，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骂的。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父亲给我做的安排。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说：“管教这孩子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去法国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会二十四小时受到长辈们的监督。”我父亲知道他们很严格，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欧洲上过此类学校。

我是这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因为你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要送你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教会学校！你一定要守规矩。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鞭打惩罚你，不是由我，而是由你的同学们。”之后我就被送去法国人的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告诉我这个消息两天后，我父亲带我奔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上火车，我喜欢这玩意儿。距离远近我倒不在乎。我甚至还有点向往寄宿学校，想着也许那地方不错。

3）

为了保存一点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到达之前，父亲教了我一些适用的英语词句。我还记得他给我说的其中一个告诫：“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应该回答：‘只会几个字。’”他教了我这句英文后，我就一路唧唧喳喳“只会几个字，只会几个字”。

我十二岁到圣路易的时候确实只会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的。就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是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会说中文的。虽然没有不准中国人入学的规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付不起那样的学费的。学费很贵。所有的课都用英文教：数学、科学、历史……所有的课程。

圣路易非常严格。平日我们不准离开学校这个圈儿。礼拜天下午允许我们出去，买东西或看电影，但在宵禁时间内要回到学校。

老师们通过鞭笞来管教学生。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捣蛋，就会当众受到羞辱，弯腰站着，用杖鞭打。那原本是让我害怕的事，但我没有被吓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学会说英语。我甚至可以和西方孩子用英语吵架。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背诵，天天如此，绝无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个例子，强制地要求我们记住一首现代诗，三个小时后就得完整地背诵。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明白记住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坚信强记、背诵是一门本事。有许多对语言学习有高深见解的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是愚蠢的，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所以我相信。

在圣路易我们还得背《圣经》，每天背《福音》中的一段。到我离开圣路易时，我已记住了《福音》书中的全部各个章节。尤其突出的一段是基督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请他老人家来显这个灵就好了。我得说，《福音》就其结构、语言，还有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都是写得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我还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圣路易的老师都是打国外请来的，所以学费很高。能负担学费把孩子送到那里的人都是很讲究的人。其中的一位中国同学——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家里拥有山东最大的酿酒厂。另一位英文名字叫“博比”的，他父亲王世景是中国北部整个银行系统的老总。都是极富有的人家。王世景最后被国民党枪杀，尽管他试图用两车银子买回自己的性命。他的儿子逃到美国。在上圣路易之前，他上的是北京的美国学校，他比较彻底地美国化了。在圣路易的学生们的状况还都不错。但半年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和家人一起被押送到山东一个日本人专门为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荷兰公民设置的拘留营里。

我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圣母受孕日，星期天早上，我们照常排好队去城里做弥撒。去的路上，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因为平时在天津的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可那天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样子看起来永远不成体统，他们的制服似乎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兵。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尤其丑。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都要看路透社的新闻稿，然后在早餐时跟我们讲世界上发生的事。他就是这么了解到庆亲王决定将王府卖给日本人的。从此四年的苦日子，从我家被迫搬离庆王府开始了。搬家时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真如镜，在北堂附近。那是我祖父为他母亲买的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此时早去世了。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家占用了整个院子，因为那时（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已出生，我最小的妹妹在搬到真如镜后没几年也出生了。家里添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用了整个四合院，跟过去十年中所住的宽敞的王府大院相比，还是感觉拥挤。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即使英语是母语的那部分学生离开圣路易去了拘留营，英语还是学校唯一允许的语言。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该努力了，最起码因为我是中国人。整个学校总共只有四个中国学生，令人啼笑皆非地被称做“外国人”。所以我开始勤奋学习。当然，我起先被安置在最低班，因为我不会讲英语，但不久他们就没法儿把我留在那里。其他科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