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过去，敬一丹曾用一段话概括了自己的个人履历：5年的知青生活，末代工农兵学员，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了5年播音员，接着又考回母校读了3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然后就调到中央电视台至今。

这是一份简单但背后却蕴藏着很多故事的个人履历，在当代的主持人中，她是少有的经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也是一个比他人付出更多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

敬一丹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司法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家在黑龙江省的敬一丹一家6口被分到了4个地方：爸爸进了呼兰的军管会学习班，妈妈去了北安的凤凰山农场，姐姐去了密山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时，家里仅剩下敬一丹和年龄分别为7岁与10岁的两个弟弟，十三四岁的她自然就成了这个家的主人。她不仅要买菜做饭，管理弟弟们的衣食住用行，她还要负责与散落在几处的亲人们通信联络，为远方的亲人们寄去他们需要的东西，当然，她还要保证自己按时上学。

等到爸爸妈妈“解放”了，中学刚毕业未满17岁的敬一丹却又开始了下乡当知青的日子。临行前，妈妈告诉她：“享福不用学，吃苦可是一门大学问。你要去的地方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帐篷，也不会有电，只能点煤油灯，你得学会吃苦啊！”懂事的敬一丹深深地点了点头，也牢牢记住了妈妈这句让自己受用终生的话。

1972年，17岁的敬一丹踏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

敬一丹去的是小兴安岭林区，在黑龙江省通河县清河镇一个叫清河林业局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光。与大多数知青相比，那段岁月对她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那是她梦开始的地方――从此，她这一生与话筒结下了不解之缘。

敬一丹带着满心的新鲜与好奇，开始了她的新生活。新兴的林区一切都要从头干起，修路盖房，种树种菜。在这个跟树打交道的地方，她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修路。父亲当时给她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也修过路……父亲指点她，下乡锻炼不仅是过艰苦的日子，还是在锻炼自己独立面对社会的能力。父亲的鼓励让敬一丹信心倍增，她相信自己的付出终会有所收获。

那段时间过得很艰苦。小屋在路的尽头，那里没有电，也没有广播、报纸，每天就只能点一盏油灯，点灯用的油都是从队里的油桶里倒出来的，每天只要多点一会儿，第二天就会发现自己的眼窝、鼻孔里面全都是黑的。除了修路，她们还负责种菜，一干就是一整天。下锄干农活的时候，敬一丹看着眼前的地，总觉得地里的那个垄特别长，似乎看不到尽头。

环境的简陋、劳动任务的繁重，或多或少让在城市里生活惯了的敬一丹感到有些吃力。可是没过多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她的命运。林场要新建一个广播站，谁能做广播员呢？热心的同志们就说：“小敬在初中就是播音员啦！”

确实，敬一丹从小学开始就有了捧起话筒的愿望，初中的时候就做了学校的广播员，也参加过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招聘，她对广播有着很深的感情。于是，小有经验的敬一丹跑到话筒前，简简单单地说了几句话，大家听了纷纷叫好。就这样，她开始了与话筒的不解之缘。

林场广播站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只有敬一丹一个人，她自己采访、写稿子，是记者，又是播音员。每天天不亮，敬一丹的声音就从大喇叭里传出来，“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声音点亮了家家户户的灯，起床、上山，林场开始了新的一天。晚上，家家户户又都凑到广播下，听听林场的事儿，听听音乐，还有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在那个小小的广播站里，她饶有趣味地过着每一天。

面对知青岁月，敬一丹从不抱怨生活的艰苦，而是常常怀着美好的感恩之情。5年时间，远离城市，远离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远离了原来接触的事物。就在这样的角落里，她感受到了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那些最普通的画面，在她心里留下了一个影子，成为一段永恒的牵挂。

1976年，这段悠闲自在的生活，在上山下乡的第五年被终止了。那几年，工农兵学员可以得到推荐上大学，当她上大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到她的头上：北京广播学院来到这里招生了。就这样，命运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明媚阳光的窗，她顺利地成为了这所专业院校播音专业的一名学生。

从大山里的一个小空间里走出来，敬一丹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工农兵学员出身、来自于山区里最小的广播站的她，觉得自己跟大多数来自省级电台的播音员同学相比，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基础相对薄弱的她加紧了前进的步伐，恨不得一天到晚都呆在教室里，学更多自己曾经无限渴求的知识，她像刚刚找到航向的一条小船，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勇往直前地前行着。

1979年，毕业以后的敬一丹到了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别人眼中，她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但敬一丹心里明白，虽然有了大学文凭，但那是中断了5年学业以后被推荐而读的大学，她心想，自己连英文26个字母都念不全，这能算是念完大学了吗？于是，她到处打听，看能不能再考一次大学？身边的朋友告诉她：不行，你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了，如果还想上大学，你可以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