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还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行商要依政府的法令监督外商，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尽管这些规定使外国商人哭笑不得，甚至光怪陆离，1787年曾在中国做过短暂停留的法国探险家拉佩鲁斯，他这样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但没有办法，要想在中国做生意那就必须严格遵守大清天朝的法令。

因此这些不堪入耳的种种条款禁令产生了一些今天看起来的笑料：外人一切行动听从行商约束，不得随意外出游览，直到乾隆末年，才允许外人每月两次去隔海的陈家花园和海幢寺“游玩散解”。嘉庆二十一年规定的时间多了一天，但必须于日落前回馆报到。

总之，举凡中外商品之交易，关税船课之征收，贡使事务之料理（包括招接、贡使护送及贡物接纳等），外商事务之取缔（包括招接、翻译，以及传达政府的命令，调停中外纠纷等项）及商务、航线之划定，无不操之行商之手。行商一方面要进行对外贸易，另一方面还要作为中间人处理好与清朝政府、与外商的关系，像伍秉鉴那样能在中外的夹缝中踢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