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才发现，为什么电视或者电影里有关小孩或者幼兽的镜头总能让我感动到哭。多年前我在维也纳看过一场音乐剧《茜茜公主》，里面有个镜头是她的儿子鲁道夫绝望地唱道：“妈妈，你在哪儿？”到如今我每次听CD听到这句话就掉下泪来，难以平静。

我又联想起童年的另一个情景：父亲是老师，他在我们村里教儿童体操。那时我才5岁，他要我跨过平衡木跳到软垫上，我很怕。父亲把手给我，说他会帮我。我却怕得更厉害了。他开始不耐烦起来：“快跳。”我不跳，最后他非常恼火地把我从平衡木上拎下来。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那时会不信任我的父亲（其实这一生都如此）。现在我懂了。这种不信任感来自内心深处。

除此之外，我在某些情况下仍然胆小如鼠。我曾经一个人在金字塔基的荒漠中站了一个小时，因为旅行团的其他游客都爬上了仅两米高的通往入口的木梯，好在导游的带领下从内部观察一下墓碑――这也正是我们千里迢迢来观光的原因。但是，游客必须从木梯跨到墓室入口的洞穴中去，仅仅一步之遥――可我就是不敢。

这种“不应该觉察”的教育法有着诸多后果。我因而具备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忍受能力。我称为“坚强女人的咒怨”。大家都认为我们非常强大，许多人靠我们有力的肩膀支持自己（或者干脆骑在上面）。我们为所有人和所有事扛起责任，成为世上最体贴的人。可是，我们对待自己却太冷酷无情。

我们相信一切任务都必须靠我们自己完成。即使某天真的感到心情不好，也无法向我们最好的女朋友倾诉衷肠。这样做才符合生存法则：“别相信任何人，也别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我们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同情，也没有真正的热心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向人求助，尽管接受别人的帮助还要难上加难。在亲爱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开始接纳别人的帮助。我进步很快。

“乖”女儿们总是顾虑重重，她们总感到要为自己父母的情绪负责。这样衍生出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对于那些利用我们的人，我们居然报以天使般的――不，是傻子般的忍耐。我们不能对任何人发火，即使他们态度粗暴。我们总是要为这样那样的事情道歉，或许，要怪只能怪我们自己。是的，我们在心里暗暗骂自己就这么任人利用。可这愤怒的炮火对准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在对付侮辱和侵害方面，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过去每逢我真的生起气来，反击的念头仅在脑中停留数秒就烟消云散了。“你不该记住！”很久以后我站在那个人面前，却再也记不起当时的愤怒感觉了。我在压抑自我方面都要成为专家了！我几乎能够完全忘记刚刚发生的令我恼火的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编辑部的一位女同事问我：“你到底还要别人给你吃多少苦头，才肯离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问题，帮我做了最后的决定。直到今天，对于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事情，我仍然能够安之若素地承担。而且我还知道，我之所以对那个只会气得眯眼的女同事如此反感，是因为从她的身上反射出了我自己的忍耐力――我没有离开，我继续成长，继续成熟，摆脱那些童年阴影给我带来的麻木感觉，重拾自己的诉求，安抚内心的伤痕。

因此我能够更清楚地识得男男女女的困扰。对于其他人的侮辱和伤害，我总能敏感地觉察到，努力帮他们找回想要倾诉的感觉，表达所受的委屈及随之而来的愤怒。或许你也同意“旁观者清”，他人往往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你的大难题。

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我是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写成书――这给了我极大的勇气，使我变得更加勇敢。也许就是因此我才能变成培训师和作家。当记者时，我只能写别人，现在我可以写我自己；记者必须中立地看问题，而现在我可以非常主观地、由衷地去参与每件事。这是成长的重要一步，一种合情合理的进步。

要让情绪始终保持清醒。愤怒是一种深刻的情绪体现，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只有好好地分析它，才有可能让情绪健康地着陆。如果把身体调到静音状态，让自己对愤怒麻木，那么你的内心已经被判了死刑；如果你把嘴巴堵上，让自己无法叫喊，那就等于慢性自杀；如果不去寻找“病因”，那只能让江湖郎中愚蠢地围着你的“病体”乱用药物。以上就是我从亚历山大·洛温那本很棒的书《快乐――向身体和生命致敬》中学到的一切。

为了体验快乐、感受快乐，你必须首先把“情绪的闸门”调到“开放”状态。你的身体需要通透，感官需要敞开，思想与感觉必须联结，要勇敢地释放强烈的情绪，放弃对自己的无限克制。一位曾患下颌肌僵化的女士向我倾诉了啮合功能障碍的苦恼，她现在已经成功越过了这一障碍，能够大声呼喊、扯开嗓门大笑，敢于表达自我、对某些事说“不”，能大声说出她想要的和她所讨厌的，更能表达她的愿望，为自己划定原则和界限。

例如，她在购物时敢于问店家：“还有没有再大一号的？”当她得知她的尺码超过了供货范围时，会恼火地问：“什么？你们没有进货？为什么不？”这样做总好过从商店偷偷溜走、愤愤地吞下两个奶油蛋糕、一个Piccolo蛋糕外加一包薯条，好把羞愧咽下肚去――一个人忍受太多，也就失掉了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