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虽然当时心里也想“哼，这个小职员还在摆架子，真是令人生气”，但是更多的，我在想怎么做才能改善这种低效率的工作。并且还会进一步考虑，即使没有这些懒惰的职员，怎么做才能保证政府的那些工作也能顺利完成。因此，虽然看到了那些不顺心的人和工作方法，但也会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各种创意，并因此兴奋起来，而且肯定会因此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各种机会。例如，我把这些在日本的经验总结起来，在马来西亚建议出台了《网络法》，并提出了电子政府的提案。在日本国内这种常见的、例如像在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的各种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我为产生新创意而进行的专业领域的调查。

一般来讲，即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脑袋里总是在想着明天的社会，21世纪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进一步思考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不停地在询问自己，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某件事情对于A公司客户有什么意义、如果是B公司的话会怎么样、而对于C公司该提出什么提案，这种思考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习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觉得“这应该当作一个提案”的话，就肯定会记在本子上，并且在下次和客户见面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把内容讲出来。那个时候，客户肯定会很惊喜，并且会说，“您平时就那么关心我们公司的事情啊？”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

我作为顾问，所有的投入都要和知性附加价值挂钩，也因此会带来金钱收入。也就是说，即使只去了一次区政府机构，也要在头脑里瞬间闪现出来能够改善那里工作效率的具体方案。如果不是像这样思考问题，并能够在工作中产生出知性附加价值，也就不会诞生出知性型社会。

当然，这些并不是只限于顾问行业的话题。今后，不论什么职业，如果所有的投入不能带来知性附加价值的产出，就不要指望能够得到超出常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