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出参加一次周五例会的要求时，他们告诉我，这种会议只有职员才能参加。为获得许可，还费了些时间。但在与公司的公关部门的人士进行了5个月的沟通后，我坐下来同埃里克?施密特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促膝长谈；那间屋子比蜗居大不了多少）。这次我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希望看到比我采访各个职员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资料。在我提到周五例会之前，他主动提起了它，并建议我参加。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第二次。

我选择了2007年5月上旬的那个星期五，施密特和布林都不在城里，所以拉里?佩奇成了唯一的主持人。他先说了些不太重要的通知，做了一个新产品的简短展示，然后进入当天会议的实质性内容，巧妙地应答着雇员们的各种抱怨。

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作场所中，这里应该是最难听到雇员们的种种不快的地方。每一个能想到的可能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似乎都得到了关注。如人所共知，公司提供免费的饮食，早、中、晚三餐的质量足以令老饕心动；为那些在山景城谷歌总部上班的人提供一个地处海湾的羽毛球场，两名专职医生提供现场医疗服务――他们也是谷歌的职员；只要有根据就可以获得补贴；公司的幼儿园就在附近，只需交一点点费用，就可以送孩子入园；工作地点附近还有私人健身教练、理发馆、洗衣店、收集干洗物品的小货车、自行车修理部、洗车和加油等服务。拉里?佩奇在2004年的《股东手册》里告诉谷歌的股东们，要“希望我们增加福利，而不是减少工作时间”，而公司也正是这样做的。因此，谷歌在2007年和2008年连续两度被《财富》（Fortune）杂志评为最乐意为之工作的公司，便不足为怪了。

当然，在星期五的会议上，还是能听到一些抱怨的。软件开发师使用的机器太慢；为日程表信息所用的内置在线日历不听使唤；附近的交通信号灯似乎有故障，由此导致上下班迟到令人恼恨不已；谷歌的日本地图没有英文地名的翻译等。当佩奇将各种不满逐一记录时，他显得乐观而又有耐心，甚至当事情太琐碎而妨碍发言者顺畅表述时，他也毫不急躁。如果佩奇同意公司采取措施，他就会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纳为几点。有一个职工抱怨道，法律部门曾经制定过一条规则，要求从销售部门向外发出的每一封电子邮件都必须包含一段冗长的、用法律术语表述的免责说明书。佩奇向众人望去，“谁对此事负责？”一只手举起来。“好，不要这么做了。”听众都笑了。（公司的律师是否不加争辩就放弃，还得稍后决定。）佩奇准备转入下一个问题，但他忍不住又加了一句：“这事儿看起来太奇怪了。”

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佩奇巧妙地处理了一个更加难以准确表述的问题。事关谷歌近期为何解雇那么多的公司稀缺的MBA人才。“我们如何确保不解雇那么多的此类人员呢？”一个雇员在电子邮件中这样问他。这个问题得到了呼应的掌声。佩奇停止阅读，要求举手示意在屋里有多少MBA参加今天的会议――几乎无人举手。他半真半假地尝试用事实证明MBA对世界“也同样是有所帮助的”。这激起了一片嘲笑声。于是他话题一转写道，他将和资深管理者们一道采取措施，使公司内工程技术人员对非工程技术人员的高比例维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