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为美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还是遵循了以私人金融资本的推动为特征的欧洲模式，那么该观点是过于简单了。为了理解美国在过去八十年期间的外交动力，人们不仅需要阅读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宁（VILenin），而且需要做更多。美国以一系列的全新政策赢得了全球地位，这些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者所料想不到的。

美国经验的教训之一是，已嵌入现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外交不只是商业动力的延伸。它一直是由美国战略家对其认知的世界权力(被委婉地称为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势的压倒性关切塑造的，这种压倒性关切与私人投资者的利润动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帝国主义的根源及其外交对抗总是经济性的，但这些根源，尤其是对抗策略，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国家并不是相同的。

为揭示这些外交策略和原则，本书阐述了美国是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其政府向战时盟国提供武器出口和战后重建贷款时所附加的前所未有的条件，而上升为世界债权国的。在管理盟国间债务方面，美国政府的目的与目标不同于霍布森和列宁在其关于欧洲帝国冲突的分析中所重点关注的私人部门投资资本。美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有着独特的理解，由此对其自我利益也同样如此。

美国的孤立主义和经常以救世主自居的道德规范可以追踪到19世纪40年代,即便美国共和党人的表达方式与民主党人的有所不同。(我在1975年就19世纪美国思潮中的经济学和工艺学所做的考察中，阐述了这种社会哲学。)内战前美国工业家的发言人——以亨利·凯利（Henry Carey）、E裴辛·史密斯（EPeshine Smith）及其追随者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相信通过在同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贸易往来中对本国经济实行保护，美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强国。其目标不亚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种以高工资为先决条件追求更高生产率的文明。结果将出现一个富足社会，而不是一个其文化与政治原则建立于稀缺现象之上的社会。

民主党人希望将棉花种植向南部推进，同时推进西部领土扩张来扩大小麦种植以提供粮食，从而提出美国需要西部边疆不断消退的观点。民主党提出的议程是，削减关税，大量地依赖粮食与原材料出口，购进国外的制造品(主要从英国)，由此扩大对外贸易。与之相反，共和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则寻求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制造品的国内市场。该党的工业支持者集中关注的是东部大城市的科技现代化。

民主党是亲英派，而共和党的战略家则有着漫长的反英历史，这首先反映在他们反对支配着该国宗教院校的英国自由贸易学说的态度上。美国在内战结束后创建了州赠地大学和商学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推广贸易保护主义学说。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经济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大学将美国描绘成一种全新的文明，其推动力量来自于工业和农业的递增回报，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带来新的社会道德的认识。贸易保护论者西蒙·派顿（Simon Patten）的做法很典型，他有意地将美国文明与毁于阶级冲突、贫困劳工和削减工资水平以争夺国外市场的欧洲社会作对比。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派顿一直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其学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大名人，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雷克斯·图格威尔（Rex Tugwell）和社会主义者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

欧洲的帝国竞争被视为源于王室互不相容的野心和游手好闲的土地贵族，以及由于国内市场枯竭而未能像美国那样有现成的市场购买工业制成品的事实。对共和党的民族主义者而言，美国不需要殖民地。它的关税收入可以更好地用于内部发展，而不是用于无谓的对外征服。

这种态度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何在“一战”中迟迟才参战。美国直到1917年才宣战，当时情形已很明显，由于美国银行家和出口商深陷无法收回在英国及其盟国的贷款的泥潭，置身战争之外至少将蒙受一段时间的经济崩溃。威尔逊总统认为美国的政治与文化遗产主要源于英国，这也反映了美国在参战上的观念与道德因素。威尔逊总统是民主党人，又是一个南方人，而共和党的多数重要知识分子，包括派顿、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对德国具有更亲近的感觉。毕竟，德国与美国一样，都寻求通过国家政策来塑造其社会进程，以建立起高收入、依靠科技创新的经济，其特征是政府在社会支出和重工业融资上发挥领导作用。

这种社会哲学有助于解释美国在“一战”前后独特的孤立主义立场，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其盟国所提出的偿还战时贷款的要求。美国官员坚持认为，美国在战争中只是一个伙伴，而非完全的盟国，其向欧洲提供的120亿美元军备和重建贷款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性质的行动，而非对共同事业的贡献。美国认为自己对经济与政治是区别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