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美国国库券本位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美国政府官员试图引导私营部门维持国际收支顺差，从而弥补美国海外军事支出所带来的赤字。这就是1965年2月约翰逊总统在“自愿”控制政策中所宣称的目标。美国的银行和直接投资者对国外的放贷和支出规模，受到了限制。为了吸收外国持有的美元，从而保持它们不为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央行所持有，美国公司被迫通过发行国外债券，为其接管活动和其他海外投资融资。

新形势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优点，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只要1971年以后（实际上是1968年以后），美国不需要以黄金为其国际收支逆差融资，外国政府就只能用它们的美元帮助尼克松政府经营年复一年不断攀升的联邦债务。

这催生了美国以不计后果的态度对待其国际收支平衡，美国官员笑称是一种善意忽视。由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迫使外国政府为美国国内联邦债务融资，美国经济享受着不劳而获。1971年，外国政府最终停止支持美元时，美元汇率跌落了10%。这相应减少了外国持有的美元债权的外汇价值，其缩水程度超过了通胀侵蚀其价值的程度。但已投资海外的美国公司却见证其资产的美元价值上升幅度与美元贬值的程度成正比。

美元贬值是如此显著，即外国货币的估价不断得到向上修正，这全然不是标志着美国对其盟国控制的结束，而是成为美国金融战略的蓄意目标，是美国进一步推动外国央行陷入美元债务本位的一种手段。新闻报道称之为危机的变化，实际上是美国货币战略成功实施的顶峰。人们也许认为这是欧洲政治经济独立于美国的危机，而不认为这是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危机。

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资金短缺，它由收支链条线上的某个环节断裂而引起。但是，发生于1973年二三月份的情形刚好相反，过多的美元使世界货币体系陷入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在这方面，1973年对美元的经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竞争性贬值。1973年，美国官方几次声明，其货币即将进一步贬值。美联储快速地扩大了美元供应，并压低了利率。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一直借助于其债权人的地位，要求外国政府作出让步。除非它们向美国出口和投资资本开放市场，否则美国不向它们提供对外援助和军事支持。美国官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这次凭借的是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地位！美国拒绝在世界市场上稳定美元，拒绝控制美国的赤字开支政策，除非外国为美国的出口和投资提供特别优惠的待遇。美国向欧洲建议，调整其农业政策，以保证美国农民在共同市场粮食消费中占有一个固定的份额，减弱与非洲的特殊贸易关系，以及向拉美提供特别援助，美国的意图是拉美将把这笔钱交给美国债权人和出口商。

因此，美国达成了任一早期的帝国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一方面，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华盛顿共识，控制债务国形式，另一方面，美国国库券本位迫使欧洲和东亚的国际收支顺差国家加大它们对美国政府的强制性贷款。针对美元逆差地区，美国继续运用欧洲和日本不能利用来反对它的传统经济杠杆。债务经济体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而阻止了其自己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它们被分派的任务是，出口原材料和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工资是以不断贬值的货币计价的。

对于美元顺差的国家，美国当时正学习应用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压迫。它虚张声势地警告世界其他地区，它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货币危机。如果债权国不将其盈余的储蓄输往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就会发生货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