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以贷款的形式扩大对欧洲的资助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这并不是为了共同的盟国事业，而自由分享美国的资源。十年后，美国外交委员会认为，“这些债务背后所遵循的总体原则是，盟国提供的贷款不应该少于美国从本国公民筹集的资金。这样，正如筹款委员会在关于第一份《自由贷款法案》（Liberty loan bill）的报告中所说，贷款‘本身应该慎之又慎，而且未来不能通过征税来提供贷款’”。引自外交关系委员会：《1928年美国的外交关系调查》（纽黑文：1928年版），第422页。在讨价还价中，欧洲没有认真考虑其在生命和财产方面承受的损失。

一方面，由于欧洲政府征用和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以购买美国的军备，私人国际贷款不断下降。但是，随着欧洲欠美国财政部的军备债务越来越多，政府间债务迅速地积累起来。包括战后的胜利贷款（Victory Loans）在内，1921年，盟国欠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120亿美元，而1917年的初始贷款只有30亿美元。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认为，美国政府对其军工及相关工业部门征收了约3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税。他指出，这正好在价值上响应了美国对欧洲的第一个官方贷款计划，并总结道：“为了帮助盟国进行战争，美国从1917年开始提供的贷款，只是美国参战前从盟国攫取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菲利普·斯诺登：“债务清偿：修正情形”，载《大西洋月刊》第138卷（1926年9月），引自詹姆斯·德尔·杰罗尔特（James Thayer Gerould）和劳拉·希尔·腾布尔（Laura Sheare Turnbull）：《盟国间债务与债务清偿修订论文选》，第446页。

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承认，美国在一些战争交易中获得的利润率高达80%。不过，这种情形只是应用于贷款，还未考虑进财政援助：正如一位银行家后来指出的，“很少有人意识到，不论是否出于官方圈子，这项决定的成本是什么。它意味着在以后三年，美国政府将向现与之密切联系的同盟国政府提供价值超过95亿美元的战争军需品，而换来的是，同盟国在未来不确定的日子没有做出清偿贷款保证的承诺”。菲斯克：前引书，第154页。

早期战争一直主要建立在财政援助的基础之上，英国这个国家尤其突出，它为其盟国的军费开支融资。这种实践早在14世纪就得以运用。“当时，爱德华三世资助法国人和佛兰德的幼年王子收复了法国领土。随着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演变，每一个欲获得欧洲统治权的国家发现，自己遭遇不妥协的英国提供资助的联盟的反对。”财政援助“可以确保忠诚和成就。援助每月拨付，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表现出懈怠，援助就会立即中止。……当贷款取代援助时，这导致了不幸的后果，”正如1795—1797年奥地利的贷款所招致的后果一样。《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10页。紧随债务国经济问题而来的是，过度的佣金费逐渐成为国际外交的痛处，这导致借款国对贷款国的反抗和感激几乎一样多。

当法国资助美国进行独立战争时，它遵循财政援助政策。“法国的财政援助，主要是提供军需品和给养，这大大有助于北美殖民地在约克镇起义的成功，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革命者同样受惠于法国的陆军和海军援助，估计耗费法国高达7亿美元，对此，法国没有提出任何补偿。法国的援助表现为价值达2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并在联盟后提供了近600万美元的贷款。在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制定的贷款安排中，路易十六政府免除了战争贷款的利息。“一战”后，美国只与比利时在贷款协议中执行了这样的政策。”然而，美国在偿还法国贷款时，显得力不从心。“1786年，第一批贷款到期。到1790年，不论是邦联政府，还是新生的共和国都既没有减少债务的本金，又没有减少债务的利息。1793年，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不断要求一个解决方案，这完全符合一个精疲力竭的民族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需要。只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终运用他的金融智慧勉强解决了债务清算问题。这笔债务被转为国内债券，并在1815年结清。”同上，第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