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罗斯福倾向于债务人的利益。正是这一立场导致他对欧洲稳定货币的希望做出了抵制。对于他近乎民粹主义的以价格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负担的努力来说，减低以黄金表示的美元价值是一个关键。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的国际力量的一个支柱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欧洲盟国欠下了它大量的战争债务。欧洲各国的政府指出：如果它们不遭受汇率的下滑并因此而破坏世界贸易的稳定——因为价格所反映的不是相对的经济效率，而是在为了偿付政府间债务所发生的资本转移主导下的货币价值，这些债务就超出了它们的承受能力。罗斯福内阁中如赫尔这样的成员意识到，稳定的贸易的前提条件是货币的稳定。但就国内的价格水平而言，欧洲所希望的目标与美国在当时的目标是彼此冲突的。这有助于解释罗斯福为什么会那样做。他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美国的价格，这导致他拒绝了他自己的代表团针对货币政策所提出的联合国际宣言。不过，莫利指出：“这一政策在1936年9月得以逆转，这时，在完全正统的愿望——防止法国被迫放弃金本位，从而迎来疯狂的货币战——的驱使下，财政部与英法两国达成了一份稳定货币的协定。”

罗斯福在1933年拒绝稳定美国的以黄金表示的价格水平，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行为。在7月4日发表在伦敦《每日邮报》上的一篇题为《罗斯福总统是完全对的》的文章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罗斯福的行为做出了辩护。温斯顿·丘吉尔也对他表示了支持，并对实行金本位的国家进行了批评。

7月14日，当莫利从伦敦回来后去华盛顿拜见罗斯福时，他发现总统处于“异乎寻常的满足和心情舒畅”的状态之中。他觉得情况正在改善，而且他的政治声望也是如此，因为拒绝欧洲总是会在美国取得良好的效果。路易斯·豪说：“‘自从银行危机以来，富兰克林还没有做过像他拒绝宣言那样如此广受欢迎的事情呢。’对于在伦敦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70页，第273页。

当然，欧洲本可以加入美国的民粹主义的反债权人立场，但法国人和大部分英国人都试图保护小储户。凯恩斯正确地看到了通货紧缩将给这些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他是少数货币理论家中的一员，他们没有站在倾向于债权人的一边，认为债权债务的购买力比经济体的财产、商品和劳动力更为重要。

在大部分的欧洲人看来——在美国的经济史学家看来也是如此，美国拒绝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它采取的是单边的行动，基于它自己的国内需要而追求孤立主义的经济政策，让国际局势只是在随后才做出处理。实际上，它的政策造成欧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衰退，并且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不是罗斯福及其外交官员们的本意，但它却是他们一意孤行的必然结果，而且——正如在1971年后将再次发生的——它几乎让欧洲和亚洲敢于另外建立起一套国际制度，而这样的一套国际制度在原则上只有在它们作为一个彻底独立于美国的国家集团时才能起到作用。

罗斯福发出了挑战。对于一代欧洲人来说，他们将记住这篇电文，因为它粉碎了欧洲实现复苏的希望。而对于罗斯福而言，它看来只不过一项公告，告诉世界美国将如何着手解决它自己的经济复苏问题。

除了芬兰是唯一的例外之外，在法国和美国的所有其他盟国兼债务国6月15日的那笔分期偿付债务到期时，它们没有一个国家支付了一丝一毫。“后来，在7月份，罗斯福仍然抱着一丝的希望，希望诱使我们的债务国从它们的军备拨款中拿点出来部分地偿还它们欠我们的债务，所以他决定让芬兰第一个来讨论对债务可能做出的调整。他觉得，美国人对芬兰的良好印象将会确保国会同意大幅削减芬兰债务的提议。这会让我们以削减芬兰的债务为先例，随后对其他国家的债务做出相当程度的削减。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芬兰向当时是代理国务卿的威廉·菲利浦斯（William Philips）通报说，它无意就其债务的调整问题展开谈判。它愿意全额偿付。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让罗斯福的计划不得不草草收场。它很可能本来就不会有什么结果。”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23页。所有其他的盟国都暂缓了它们的债务偿付，而自从1933年的12月份以后，对于收取这些债务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尝试。菲斯的推断是：“然而，对这件事的记忆后来错误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认为调子一旦已经定下来了就不好随便更改，所以它在20世纪30年代拒绝了向我们的前盟国提供财政支持，而当时这样做本来是可以促成并鼓励它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抵抗的。它还助长了严格遵循中立法——其中包括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情绪。”前引书，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