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放弃它相对于外国政府的债权人地位，对欧洲的内部市场就会强加比较少的经济紧缩措施——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转移政府间债务清偿而做出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世界贸易也能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得以发展。美国的资本就会较多地投入于为国内外的产业提供融资，而不是为德国政府的国际偿付以及欧洲盟国向美国政府的国际清偿提供融资了。这原本会有助于为美国产业霸权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占有外国市场而铺平道理，而美国的直接投资者原本可以利用它们在这一出口贸易上获得的利润购买欧洲产业的控制权，正如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但这一政策超出了这一时期的政府官员的参照系。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政策中少有开明的自利，有的只是完全赤裸裸的权力游戏。

即使如此，美国政府本可以利用其盟国间债权作为外交手段，提出放弃这些债权或者将债务清偿款项再次借贷给欧洲各国的政府，换取它们默许对美国利益有利的政策，包括向美国的出口开放它们的市场。这在本质上就是胡佛的计划，但它遭到了罗斯福的反对。美国政府尚不希望看到其经济与外国经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也尚未觉得安全到或者强大到足以支持自由贸易。如果它要承担起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它不希望这样做会造成它在如何处理其经济事务上的国内自主权的任何丧失。这就是它为什么仍然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原因。只有在承担世界责任在金融上和商业上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时，美国才会接受这个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的金融崩溃的最终效果是增加了美国政府所积聚的国际金融资产，而这恰恰是通过为欧洲走向战争推波助澜而做到的。1934年的美元贬值将黄金的价格从每盎司20美元提高到35美元，这增加了美国的黄金库存对外所宣称的价值，而且进一步吸引了黄金的流入。美国的黄金库存上升到74亿美元，约占当时全世界货币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到了1937年年末，随着战争在欧洲的迫近，美国的黄金持有量增加到了113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货币黄金储备的一半。这一收获既不是源于贸易和投资的盈余，也不是其他正常的经济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欧洲和亚洲在战争的威胁之下将其资金转为美国的证券和银行存款。伴随着它们的资本外逃的，是黄金从欧洲——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中央银行相应地流入美国。

这一次收到的黄金是如此事关重大，以至美国财政部在1937年12月份采取了行动，将这些黄金保管起来，目的是为了抵消它们可能会带来的通货膨胀。在正常情况下，黄金的流入将会增加美国的货币供给。不过，美国财政部每个月都借入了足够的资金，自行购进联邦储备系统新近获得的黄金，将其增加到它自己的账户上，这样黄金的流入就不会造成银行系统信贷基础的膨胀了。通过将黄金的流入与货币和信贷系统所需的黄金量隔离开来，在通常情况下本来会造成美国国内货币和信贷膨胀的调整过程得到了中和——这正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予以公然指责的政策，在那个时候，面对着一系列势不可当的、将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美国收支赤字，欧洲各国的央行出于自卫而曾求助于这一政策。

在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吞并奥地利之后，随着欧洲因为要备战而再次变得有赖于美国，黄金的流入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美国之间造成的金融影响因而得以重复。1938年9月四国在慕尼黑达成协定后，“随着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的向德国割让领土的压力将欧洲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从欧洲各人口聚居中心流向美国的难民款达到了令人恐慌的数量”美国商务部：《1938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华盛顿特区：1939年版），第22页。。仅在9、10两个月份，就有近10亿美元流入了美国。到了美国被迫于1941年参战时，其黄金库存增加到了227亿美元，是1934年的三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不是因为私人金融资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是因为出现了世界性破产，而政府间金融债权在这当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债务和战争赔款纠缠在一起导致民族主义成为了一条最不会遇到抵抗的道路，而且使得泛欧洲的国际主义不可能实现。欧洲努力让自己不做挣扎地适应世界权力向美国的转移。但是，只要美国拒绝从英国那里接手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角色或者以进口的形式提供国际支付，美国作为债权国的优势地位就毫无用处可言。没有世界上的主要政府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合作，情况就根本不可能“一切正常”。按理而言自动调整的调节私人部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机制，在相当狭窄的限度之外是无法起作用的，而政府间债务这一负担则远远地超出了这个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