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述动机如今在金钱支配下有所扭曲,但它对于金融资本主义下运作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不过,在一个金钱社会,大家都只关注如何积聚最多的金融财富,从而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福布斯》杂志每年对世界富豪100强的排名清楚说明了这种反常状态。媒体经常就金融之外的话题追逐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富豪的看法,似乎拥有金钱本身就代表着具有智慧。20世纪60年代,财富对美国嬉皮士来说是一种困扰。只是到80年代,贪婪的年代才形成,重商主义普遍受到欢迎。
在2005年6月3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夺回美国”会议“夺回美国”(Take Back America)会议系美国公民社会组织“美国未来运动”(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的主要活动之一,自2005年以来,已召开2次。“美国未来运动”组织是美国100多位著名的公民活动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共同发起和建立的。其目的是挑战大公司的议程,鼓励美国人讨论新的经济构想和为全体美国人服务的未来。该组织认为,应将工资不断降低和保障日益减少置于全美国辩论的中心,(新)保守主义议程只是使情况更糟,那些认为当前无所作为的人是错误的;全美国人民应为美国的优先目标而战:反对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为能源独立、好的就业岗位和可持续的经济争取投资,争取支付得起的医疗、教育等服务。——编译者根据该组织网站(https://wwwourfutureorg/)材料整理上,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演讲谈到了《经济学家》编辑(也就是所有的企业友人和资本主义及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结论,即“美国具有钙化为欧洲式阶级社会的风险”。2005年5月1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社论总结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变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社会在流动性上仍然高于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认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加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比美国穷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同月,《纽约时报》连续12天刊登题为“阶级至关紧要”的系列文章,分析认为美国的阶级与金钱紧密相联,“家庭在经济阶梯上不断上下运动是扎根于美国梦内心深处的希望。但这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发生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心脏地区,自由市场传播平等的神话似乎正面临着挑战。
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自由贸易不是放任剥削。剥削不是贸易,而是奴役。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体系性高压进行剥削的体制。为了维持体系性高压,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失去体系性高压的保护,自由贸易就无法立足。)体系性高压阻碍了自由贸易。反对体系性高压不能与保护主义混为一谈。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所有自由贸易参与者必须有最基本的定价权,即要求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垄断定价权。贸易品来自于发展这个自我完善的进程。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的定价权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贸易者需要基本的定价权以确保贸易自由。为了参与自由贸易,工人们也需要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然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贸易成为一种在定价权上战胜贸易伙伴以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博弈。例如,不论是作为一个大批量采购的买家,还是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的零售商,沃尔玛都有巨大的定价权。但它没有用这种压倒性的定价权为工厂及其连锁店里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资,而是向消费者提供最低廉的价格。沃尔玛的销售额大于世界上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营业模式却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低收入和低零售价之间的制衡遵循着螺旋式下滑态势。以压低工资得到低物价的螺旋式下滑一直是贸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坏性后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资,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削减成本。国际贸易不可能取代国内发展甚至国际发展,如果国际贸易是基于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互利而展开的,那么它才会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