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述战略的实施工具是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贸易最主要储备货币扮演着特权角色,这就是美元霸权。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极大地削弱了从事实业的生产商,而为金融投机者带来巨大利益。美元不仅不是一种中立的汇兑媒介,而且已成为一种比核弹更为致命的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ED),具有极大的勒索钱财能力,美元的这种力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华盛顿共识无情地付诸实践的。贸易战正是通过各种货币价值的波动展开的。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将其贸易逆差作为其资本项目盈余的诱饵。
贸易不再是全球竞争的有效手段。如今,跨国公司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为了掩盖这个倾斜的“竞技场”和不公平的货币制度,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一个国家在其自然/政治国界内生产的产量、收入或支出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要素收入”(factor income)——从国外投资或经营中获得的收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两个技术指标具有了新的含义和关系。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统计方法。这个悄然的变化具有重大含意,因为90年代是快速全球化的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跨国公司所得归于该公司所属国家,其利润最终将恢复为要素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却将跨国公司利润归于那些工厂、矿山或者金融机构所处的国家,而不管其所有权归属,即使利润和投资可能不会永久滞留该国。账目转移使得许多处于挣扎中的被剥削经济体根据统计数据衡量转而成为新兴都市,同时也促使当地领导者拥护全球经济。在当地精英——被新自由主义媒体称颂为国家英雄的新兴买办阶级成员——的帮助下,位于核心区的富国正在搜刮边缘区的资源,卑鄙地从当地奴隶式低工资中赢利,而富国却称之为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的边缘区收益。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毛额”,因为它不考虑有形资本的贬值和环境恶化,更不用说人力资源的滥用和贬值了。当国外收益被计算在内时,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变成国民生产总值。日益降低的国民生产总值正显著地破坏具有大规模贸易部门的经济体,它们包括许多被迫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以外国直接投资融资的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
美元霸权下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就一直与全球商品贸易同步成长,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净储蓄和主权信贷均未担当此角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可以任意印发的不兑现纸币美元标价,部分以日元或欧元等美元衍生物标价,这些货币并非真正独立的通货。从而,外国直接投资必然集中于与出口相关的发展部门,其出口品主要流向或售往美国市场,换取美元,再以之提供美元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经济政策从促进贸易转向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其资本项目盈余提供融资的,再反过来为出口经济体提供用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元。例如,美国若与欧盟发生牛肉战和香蕉战,那么它就面临大量美国投资滞留欧洲的风险。以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的建议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只会使美国企业在海外从事经营的成本更多,而使外国公司可更廉价地购买美元资产。这样,任何改善贸易平衡的努力都将实际上最终削弱外国直接投资的平衡。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口号背后的基本逻辑。
在美国,现也日渐扩散到欧洲和亚洲,资本市场正迅速地取代银行,成为储蓄场所和公司融资的资金来源。这种转变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被认为将为全球投资者创造富有希望的新机遇。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宣称,这些变化有助于消除许多国家面临的迫近的退休金危机。但迄今它只带来了突发的、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如1982年金融危机首先在墨西哥爆发,1992年英国发生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随后又发生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阿根廷危机和土耳其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