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年，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增长迅速，部分归因于关税削减和运输费用降低，而使得工资套利基础上的外包成为可能。制造业出口从1965年的25%上涨到30多年后的7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从50%下滑到了不到10%。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日益增长的制造业贸易中收益越来越少，大多数利润都流向了外资。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出口，如纺织业和服装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高度受限，近期的贸易纠纷预示着将会有更严格的限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与贸易相关的农业不景气，富国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大量补贴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很多穷国都是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命脉，农业不景气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衰退。

世贸组织发起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在坎昆受挫，是因为富国政府坚持农业补贴政策，而不顾它对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潜在影响。自坎昆会议以来的谈判集中于有必要更好地理解贸易政策，尤其是富国的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间的联系。虽然减少贫困现已被官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广泛地看作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必然的核心关切，并已成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的主要任务，但迄今并未制定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MDG）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只要一半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地区性冲突，这一目标就可能实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警告说，如果全世界还是像目前这样，不努力实现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话，到2015年，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就会有三百万儿童死亡。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贸易到底能否取代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是未被提及，更别说答案了。只有这些问题被认真地提出，保护主义才不会重新出现在穷国。在此条件下，如果民主政治真能表达民意，民主政治就会更多地要求保护主义而不是精英政府。

在过去的十年，关税就像秋天的落叶不断跌落，不过，浮动汇率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倾销进口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是在解除管制的全球外汇市场中运作的，在这种贸易体制下，如果政府干预以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国际货币蛇头）为基准的货币市场波动，一国货币的汇率可以经常性地用于贸易平衡。

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汇率和当地价格之间的偏离程度。它与利率平价（IRP）理论是不同的，后者假定投资者在资本账户上的交易行为促使汇率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美元投资者要在一个具有四倍购买力平价（如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的外国经济体中得到相同的利率，当地工资必须起码比美国的工资要低四倍（75%）。购买力平价理论建立在“单一价格法则”的延伸和变动的基础上，可应用于总量经济。

单一价格法则认为，不考虑两个不同市场的运输费用和各种不同税收，同样的商品在这两个市场上应卖同样的价格。但它不适用于劳动力价格。价格套利与工资套利相对应，生产商可以寻找工资最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再在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出售。这就是外包的动机所在，即不寻求在本地以反映购买力平价差别的价格出售产品。通常没注意到的是，在某个经济体中，物价低廉将提高其购买力平价，因为相同的当地货币可买更多东西。但是，在跨国界贸易中，单一价格现象只适用于某些特定产品，如石油。因此，由于四倍的购买力平价，相对于购买其他货物或支付工资，石油价格上涨将使中国比美国多花费四倍的钱。当地货币与美元相比的购买力平价越大，美元霸权压低当地工资的控制力就越强。

四、经济民族主义

近段时间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是欧元自2002年1月1日被引进以来的首次升值浪潮，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成为欧盟版本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止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当前欧元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法说明美元已开始衰退，而是说明了欧元正开始转变为美元的从属货币以支持美国的债务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