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政策，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期间，包括社会项目和国防在内的美国政府支出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对于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连同经济中供求两方面的明显扭曲，这样的财政政策做出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这与罗斯福政府的收入增长和财富平等政策正好相反。与膨胀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相联的财富效应可以突然逆转，2000年也确实如此，而只有通过布什的减税和2001年后“反恐战争”的赤字开支政策才摆脱困境。整个20世纪90年代，私人债务不断冲击新高，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美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家庭开支主要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或账面收益的增长上，而两者都可能，也确实突然化为乌有。1999年11月大选期间，克林顿创造的经济奇迹已开始偃旗息鼓。终究，商业周期没有被终止，当然也不可能被自我吹嘘的政府政策所终止。商业周期的延长只意味着前面是更严重的市场崩溃。2002年8月26日，现任副总统切尼对外战老兵讲演时称，“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教授预测，解放之后，巴士拉和巴格达街头肯定会爆发出欢呼声”。在市场经济中终结商业周期的思想，与切尼的上述论断一样，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在1991年民主党开展的白宫竞选活动中，克林顿和戈尔反复强调美国1%的最富裕阶层无耻地占有国家40%的财富。他们还说，如果扣除住宅所有权，只计算商业、工厂和办公室的话，那么1%的最富裕人员占有全国90%的商业财富。而10%的最富裕人员，他们说，占有99%的财富。他们承诺，如果当选，就一定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当政后，对于平等地重新分配财富什么都没做——虽然90年代他们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繁荣昌盛，但与富人相比，最终对穷人的伤害更为严重。相反，在民主党执政下，经济不平等只是持续加重。里根将国家债务平均分配给全国民众，而克林顿把所有财富分配给富人。

七、日益兴起的反全球化

从地缘政治上看，贸易全球化在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内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抵制。克林顿之后的抵制势头将不是放慢全球化进程，就是迫使修改贸易条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全世界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反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1999年北约攻打南斯拉夫激发了欧盟的军事主义。美国倡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就不是普遍有效的科学，正日益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看作仅仅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都得不到美国历史条件的支持。如同反对拿破仑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法国，反全球化和反对道德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美国。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例外主义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助产婆。布什教义推出核垄断立场，先发制人战争，“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极端主义，以及不姑息声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不啻是向全世界防御性民族主义郁积的怒火浇汽油。

1997年10月29日，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听政会上对联合经济委员会说，“可以设想，几年后，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插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据其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益的事件”。如果只注意宏大的画面，细节确实无关紧要：虽然地球上有些人一辈子都忍饥挨饿，有些城镇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无情地摧毁，但从太空中看，地球总是看上去近似圆形。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正如格林斯潘所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本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被美国主要的银行家看作是对美国宏观经济的“有益影响”。格林斯潘为那些国家持有反美情绪和货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他们再也不会被控是妄想狂了。

讽刺的是，冷战结束后，市场资本主义成为推动革命性变化的最狂热力量。即便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一旦大量资本来源于工人的退休金，金融资本主义也就变得内在地要求民主。美国退休金的货币价值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中等熟练程度的工人。新型社会资本主义的形成将极大欢喜地剥夺工人们的就业机会，而代之以付给他们高额的退休金。个体资本家同样剥削着个体工人。工人的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利益冲突凸现出来。正如柏格立公司（Pogo）过去常说的：“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由于偏好资本回报甚于补偿劳工，社会资本主义造成了过度投资，从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但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只能由高收入消费者来解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降低了需求，从而导致金融瓦解。世界经济需要低工资制，就如同畜牧业需要口蹄疫一样。

正如君主主义作为反封建的进步力量刚出现时，合理地使自己成为政治自然法则，最终由于背叛了其进步的使命而导致了衰亡，今天的社会资本主义不仅将资本回报置于工人之上，而且置于资本所有者的福利之上。阶级斗争已经扎根在每个工人心里。当人们面临当前生存和今后安康的艰难抉择时，他们总是选择生存，社会资本主义将必然地步绝对君主主义的后尘，而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