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无措与疑虑感在一片万象更新中渐渐消解，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

梁庆德的格兰仕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

“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最终锒铛入狱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靠摆馄饨摊白手起家；

许荣茂涉足香港股市，有人估算其赚了五亿，不过几年后遭遇股灾；

罗忠福开打广告，女主角是他的妻子；

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

15岁的王文京和16岁的施正荣考入大学；在甘肃，潘石屹也考上了兰州培黎学校，虽然只是中专。

1月1日，复出接近一年半时间的邓小平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其头像赫然印在杂志封面上，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序言里，撰稿人激情澎湃地写道：“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时代》周刊的评价，无疑是中国与美国两个超级大的国家之间在重新打量彼此后的媒体反应。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描述的“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的状况，现在一去不复返。在傲慢的《时代》周刊看来，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标志着中国对世界的大门正式敞开。

无论如何，中美建交对于国外和国内来说，都非同凡响。即使1979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一片凋敝，政治上在世界的影响力仍旧微不足道，可人们都感到一个新的纪元正在开启。包括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王维在内，很多中国人十年来第一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在王维的主导下，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大年初一，睽隔13年后，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

广告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下方的两条六分之一通栏，每条收费700元左右，不久调价为每条1280元。此后，一呼百应，各地广告客户接踵而至，“到后来做广告要排队了，盛况空前！而登了广告的厂商，几天里滞销商品就能卖到脱销。”当然，也有个别读者愤忿地给报社寄去了投诉信：“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这是1979年春天里的问号。但这样的疑问显然难以阻挡整个意识形态的冰雪消融，中国的商品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几乎在邓小平登上《时代》封面的同一时间，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香港地价昂贵，劳动力不足，国内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港澳华侨和外籍华人都愿意在广东投资。

但是，外贸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不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需要，一报一批手续繁琐，效率极低。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德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的全套设备项目，从78年8月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才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有外商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各地也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