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的人才密度和素质并不亚于美国的一些地方，只是潜力没有挖出来。”这是陈春先访美归来的感受。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陈春先狂热地四处向上级呼吁，“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终于，北京市科协认可了他的想法，借给他200元钱，并开证明准许他在银行开一个账户。

1980年，北京的这个冬天特别寒冷，仅12月就下了六场大雪。有报道说，这年冬天的下雪量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23日，中关村某仓库一角发生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陈春先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提出，“服务部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这些思路后来成为建设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以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思想。

与一帆风顺的科研经历不同，陈春先的创业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坎坷。在布满蜘蛛网、落满灰尘的库房角落里，陈春先低调的做事，却依然引起中科院内外的震动，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定认他不务正业。然而只要有生意上门，他还是会乐此不疲地去谈判。于是，在创业的第一年，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陈春先给服务部同事每人每月发了15元的津贴。

陈春先他们确实在获取体制外的收入，虽然这笔钱在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笔下“少得像是在开玩笑”。即便是这样，一个思想僵硬、体制束缚且物质匮乏的年代里，陈春先之举很难不招致恶毒的非议和状告。告状的人忿忿地说，“陈春先居然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

在毫不留情的指责中，陈春先被扣上了“扰乱了科研秩序”，“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的帽子，甚至遭到上级部门的审查。但倔强的陈春先则坚持自己没错，不做检讨，最后竟然闹到查账封门的地步。

1983年，事情才出现转机。新华社记者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引起胡耀邦、胡启立、方毅三位中央领导的重视。三位领导先后就此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随后对陈春先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由此，“气候”逐渐回暖，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年，陈春先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以及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

陈春先新技术研究所高峰时拥有资金两百多万美元，数百员工，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不过，出色的科学家不等同于出色的企业家。46岁前，从未脱离过知识分子圈子的陈春先，几乎具备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自尊、坚韧、重义轻利。可当角色转换为陈春先并不熟悉的创业者后，优秀科学家的品性有时恰恰成为了负累。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