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轮椅转向风口那顶帽子，饰着花圈的帽子，又抢了我的眼--落地会不会再扬起从土堆探出一张脸

让我们谈谈空气和太阳让我们谈谈田野和时间怕风裹了嘴怕泪哽了喉--我们相对无言

你不能再离开我不能再回来我们被抛在异域各自，寻求--

你是我的祖先还是我的朋友让我看看，看清楚你永葆青春还是不变的苍老的脸--那帽子在风里在草底在你的肩上颤抖

也许我们曾萍水相逢也许我们将厮守终生那是宿命

两只鞋子一脚是温驯，一脚是抗争声音近了高高低低地--向着我，望着我

1.看麻雀的用都没了今天的人们都在吃着科学、王八、肯德鸡什么的，而我只能啃着粮食。直到1980年，在那曾经老区的农村，山芋供应都不充足，母亲常劝我：睡吧，睡着就不饿了。后来，家里的主食渐渐过渡到玉米、小麦，不太久开始夹杂上大米，于是温饱了。山芋和玉米个头大，收罗起来不怎么费神的。小麦相对就很麻烦，颗粒小，深受饿了几十年的麻雀的青睐--我在学龄前的职责常常是从麻雀嘴下抢口粮。晒麦子时，坐在场边，手里握着长长的芦苇，不时举起挥挥，嚎两声让雀贼儿不得驻足。也许是年龄小没事儿可想，也许是特别怕我父亲的暴怒和巴掌，总之我特别尽责，只要没有父母的特赦口谕，自己是宁愿饿得发慌也不会放下芦苇的--这使我小有名气，因为看麻雀竟出奇的安分。

7岁的时候，家里要我去上学，中心学校大约两里之遥。人家拒绝接收我，因为它规定上学必须年满8周岁。当时根本没有接送孩子这套说法，并且上学要自备课桌凳子，7岁的孩子确实无力将笨笨的桌凳拖上那么远。我本家有一位堂婶恰好在一座极不正规的学校教书，她顺便把我网到自己的羽翼下。那学校在几个村庄中间的荒地里，仅仅三间屋子，原是土庙。庙里有个尼姑，占一间小屋，她经常被称为我们的校长：校长缺少卷纸烟的纸张，我们喝她一瓢凉水必须用簿本去交换。（据说校长年轻时是为了她二哥的病才被送进空门，有位巫医对她父母说二哥有病是前世的孽，不可治愈，除非有人肯到娘娘面前顶罪。校长最忌讳别人讨论她的性别，我们被勒令称她"先生"。没人知道先生的年纪，她在五六年后就死了，据说尸体下土当天夜里又被野狗扒着吃了。人家还说先生死后，有一位和尚继承着她的锅碗瓢钵。）仅有的两位老师用两间屋子组成两个年级。一个是我堂婶带的幼儿园，课本用一年级的教材；择优进入下一档次，姑且叫二年级吧，因为他们择优将进入中心小学的三年级。两个年级的课程都是一门半：语文附带数学。两老师要晚上家里先跟丈夫学习，白天再教我们。我们进入中心小学的学生都不懂什么体操、什么音乐美术，傻得蜚声乡里，这一切都没谁在乎。

堂婶说我学得很刻苦，于是写字本用得就偏多了。那买簿本的钱必须她出面向我父亲去索要。父亲钱是给了，嚷两句也必不可少：不干活，还花钱？将来吃屎都赶不上热的！放学回来，我必须干活，伺候猪和鸡的饮食。最后趁着活计干完的夕阳余光，跪在磨盘上完成第二天的作业，便常常在星星的闪眼底趴着睡去（倒好像始终没有着凉过，毕竟小孩腚后三把火）。还要近乎定期地午夜起床，推磨，母亲用这磨成的面糊烙煎饼。学习本来是穷人家孩子的副业，我难免上课打盹（这打盹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我大学毕业）。于是，晒麦子相当于我的节假日。兄弟姊妹群中我最小，垄断着看麦子的活计，我有幸对着麦子和太阳打个盹。打盹的代价一般是挨骂或者一顿打，二奶奶告诉父亲：木木连看麻雀的用都没了。木木盼望长大，长大以后才能没人打没人骂，才能开心笑笑。我长大以后还有没有看麻雀的用呢？二奶奶陪我又过十八个年头，七十多岁入土了。她死时，我正在北大读书，做着天之骄子的春秋梦。如今独立糊口好多年了，扪心倒也难以否认：书确实让我失去了看麻雀的功能；二奶奶濒死的喘息也因为这，于我算不朽了，那声音甚至在我空荡荡的记忆或未来中与日俱高。曾十来个年头，二奶奶冬天就半身不遂，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但每逢天暖自然痊愈，可以干些活计弥补她冬天的愧疚。二奶奶的影子便格外地长，给我一种启示：太阳成了我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