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孤身一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即便是一贫如洗的个人，既无亲戚也无朋友，他也是某个群体的一员，是社会的一员，被赋予了对社会的责任，也被赋予了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它能够很好地利用不同程度的智力、技能和力气。帮我打扫办公室的女佣，为我送邮件的信差，都能够干好他们的工作，而无需拥有不同寻常的智力和训练。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劳动，我们的工作将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劳动对社会是有益的，也使他们有资格获得报酬作为交换，好让他们过上体面而健康的生活。

理想的合作型社会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个体在这个社会中都会拥有他最适合的位置，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一个社会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至今尚未达到的教育水准 既包括普通教育，也包括政治教育。它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至今尚未拥有的富裕经济。然而，文明依然很不成熟，没有理由认为，从竞争型社会到合作型社会的发展不会发生 这一发展没准比我们所期待的还要快。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一个人病倒的时候，他就不再是这个社会中有用的一员。他退出了比赛，可以说，他甚至成了同胞们的一个负担。一个社会越是分化，其成员的不健康对它的影响也就越大。然而，在一个合作型社会里，有益的工作甚至能提供给身体残缺的人。我们饶有兴味地看到，苏联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保持部分伤残的个体依然留在工作岗位上，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防止技术工人由于疾病而落入非技术劳工的行列。我曾经见过盲人在很多工厂里干着技术活，而另一些工厂里则有专门保留给身体残疾者的车间，在那里，传送带的速度被调整得适合他们的能力。跛子被组织在手工业合作社里。所有这一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都非常不经济，因为这样的个体，其生产力明显要低于正常水平。这种做法，只有在社会本身就是雇主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一个竞争型的社会里，轻微伤残的工人都没有办法赶上完全健康的工人，因此很容易永远成为无力就业的人。

医学的目标，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要让人们能够作为社会的有益成员适应他们的环境，或者当疾病攫住他们的时候重新调整他们，使之适应环境。这个任务并非随着身体的康复而大功告成，它还要继续下去，直到个人在社会中重新找到他的一席之地，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他从前的老地方，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就要找到一个新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说医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对病人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健康和疾病的评估，都有过很大的改变。在任何时代，疾病都使得它的受害者在社会上形影相吊，孑然孤立，因为他们的生活跟健康人完全不同。病人被甩出了生活的正常轨道，发现自己的行动受到了限制，茫然无助，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

病人在社会中的当前位置非常复杂，我们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就必须简略分析一下历史发展的结果。

世界上现存的真正原始的部落寥寥无几。在它们当中，苏门答腊的库布人似乎值得近距离研究一番，这是冯?唐根、哈根、沃尔茨及其他一些非常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部落的人类学家们的观点。库布人生活在原始森林里，小病、皮疹、创伤及其他类似病痛经常伴随着他们。人们并不被认为患有这些疾病的人跟部落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的判断标准是社会的，而不是身体的。只要一个人能够继续过部落的生活，他的健康状况就不会导致其他个人或整个社会的任何反应。

在重病的情况下，事情就大不相同了，特别是那些涉及发烧的疾病，比如天花，就更是如此了，天花的流行在这一地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样的患者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参与部落的生活，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有强烈的反应导致他既被整个部落抛弃，也被自己的亲属抛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