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的再婚妻子小泉郁子和清水结婚以前，已经是日本社会知名的知识女性，她1911年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后到美国留学八年，回国后在日本著名的天主教大学青山学院任教授，有多部研究女性教育的著作问世，曾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泛太平洋妇女大会，是新闻媒体宠爱的明星。1936年，她辞去大学教职，来到北京，自愿做贫民街区女子工读学校的教员，显然也带有为理想和信念献身的色彩。从1936年到1945年，小泉郁子和清水安三相扶相持，呕心沥血，使女校的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到1943年，崇贞从一个女子半工半读机构，发展成为从小学到高中体制完备的正规学校，并且，小学已经实现了男女同校。而清水夫妇把学校统称为"崇贞学园"，则寓寄着他们对未来的更大希望。

《朝阳门外的彩虹》叙写清水夫妇在中国办学的故事，不仅没有回避故事发生和展开的时代里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巨大的现实，没有单纯从基督教徒的角度描写清水和他的妻子，而且还特别提示出他们身份的双重性：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但同时也是日本国的国民，前者是他们自愿选择的信仰，后者是无可选择的宿命，二者之间的复杂纠缠，贯穿了《彩虹》全书。在分析年轻的清水安三决心到中国传教的原因时，《彩虹》举出了唐代高僧鉴真、中学英语老师美国传教士保利兹等榜样的影响，同时也写到了促成清水做出如此决定的现实契机：1915年日本军队攻陷德国的租借地青岛。那正是清水行将大学毕业的时候，在毕业前夕的聚会上，日本战胜的消息传来，有人发出到中国去的倡议，清水举起了手，两年以后正式成行。同样，崇贞学园所以能在1936年以后获得长足发展，也离不开日本全面侵华的大背景。《彩虹》记述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主管北京市教育的日本官僚对崇贞学园的敌视，日本宪兵甚至对清水实施精神恐吓，逼迫他把在美国募集到的资金捐献给日本陆军。但也写到这样的事实：日本的外务省及其所属机构为了推行所谓"大东亚共荣"政治，曾给崇贞以资金支持；1942年，日本皇室甚至专门拨款，"御赏"崇贞学园。

日本天皇的赏赐，和日本宪兵的索取，一予一夺，极为典型地反映了清水夫妇和崇贞学园在那一时代的尴尬处境。清水夫妇秉持传播福音和爱的精神，为中国贫苦少女办学，这与日本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本来是矛盾的，但日本国民的身份，又确实使他们的事业在日本的殖民扩张过程中获得发展的机遇，并被赋予带有殖民色彩的意义。这给清水夫妇的选择带来巨大的困难。无论是日本天皇的赏赐，还是日本宪兵的豪夺，按照清水夫妇的信念，都应该予以拒绝，但那结果不言而喻，必定导致崇贞学园的灭顶之灾。按照《彩虹》的描述，清水夫妇把维护崇贞学园、维持中国贫苦少女的教育环境当作选择的基本前提和最后的底线，把中国人的胸襟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据《彩虹》的引述，面对充满困惑的郁子夫人，清水安三曾这样说：你来中国的时间还短，不知道大陆人的心胸有多么广阔。我们要相信中国民众的宽广胸襟和坚忍精神，心安理得地把天皇的赏金收下。清水认为，面对这样的事情，中国人一定会这样想，如果你们因为拒绝天皇赏金而毁了学园，还不如索性把毒药喝下去，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让学园更加发展、壮大。

清水安三把接受天皇赏赐视为喝毒药的比喻，既包含着无奈，也表明了某种觉悟。虽然自己身为日本国民这一事实无法改变，但怎样对待被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们，还是可以有不同选择。清水夫妇面对无奈的命运，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是《彩虹》的考察重心。崇贞女学的校史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彩虹》作者四处奔走，查阅文献，寻访曾经在崇贞学习或工作过的人们。最后写到书里的事例，应该只是作者查访的大量资料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已经鲜明再现了崇贞校园里的历史气息。如果说，在朝阳门外沦为街头娼妓的贫苦少女吴芝兰，进入崇贞后成为留学生和崇贞女校教师，是清水夫妇爱心培育的结果，那么，经过崇贞而投身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潘基（崇贞学生，后成为中共党员）、佐藤昌子（崇贞教师，后成为日共党员），无疑也和崇贞学园的风气熏陶、特别是清水（夫妇）先生献身理想的榜样影响不无关系，尽管他们的理想目标各不相同。《彩虹》的作者说：作为殖民侵略国家的一个成员，清水先生为赔偿这个国家所犯下的罪过，努力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工作。崇贞培育出来的这些骄人桃李，可以为这个评价作证。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清水夫妇自动辞去崇贞学园的园长职务，聘请中国著名进步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出任学园理事长，并改组了理事会。但清水安三的这些努力未能挽救崇贞，1945年11月，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官查封了崇贞，没收所有设备、财产，连同清水夫妇的住宅，并限令他们在六小时之内离开。清水夫妇仅仅带了一点必备的衣物，便不得不匆匆上路，另觅栖身之所，内心的凄凉和感伤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们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早已有所准备，作为一个日本国民，要为日本殖民主义的毒药承担后果。作为难民回到日本的清水夫妇，已经年过五旬，他们再一次白手起家，在东京郊外创办了一所女子高中，几年后改为男女同校，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大学部和研究生院，这就是今天樱花簇拥的樱美林学园。1964年筹划设立大学部时，清水安三首先想到的，是无论如何要有中国语与中国文学学科。不消说，他始终还在牵念他的第二故乡，牵念他曾奉献了青春、心血和亲人的崇贞学园。

而历经世事沧桑，北京的崇贞自然也变了面貌。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后，改称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文化大革命中改为男女同校的朝阳中学，现在的校名是陈经纶中学，据说取自一位香港捐资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朝阳门外的彩虹》的作者访问陈经纶中学时，惊奇地发现，该校的校史居然是从清水安三创办崇贞女学算起的，校史展示窗里，摆放着清水夫妇的照片。后来，清水安三的孙子、樱美林大学教授清水贤一告诉山崎，2000年，陈经纶中学八十年校庆的时候，在校园里树立了纪念清水夫妇的石碑。清水贤一是在樱美林大学的校园里向山崎朋子说这番话的，而山崎的想象飞到了千里之外，飞到了数十年以前，在她的眼前，从樱美林到朝阳门，从日本到北京，升起了一道彩虹。这是清水夫妇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起的彩虹，虽然微细，但跨越了时空和国界，历经历史劫难而愈发清新，美丽动人。她这本书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最后，也许应该简要介绍一下《朝阳门外的彩虹》的作者，山崎朋子，1932年出生于日本福井县，研究女性史的专家，非虚构文学作家，曾获得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每日出版文化奖。在《彩虹》序章里，她谈到自己青春时代，曾在东京和一位来自济州岛的朝鲜青年同居。这位青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却因为朝鲜人的身份而无法找到相应工作；后来，他参加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骨干，又因为有一个日本妻子而被同志怀疑。深爱着这位朝鲜青年的山崎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影响他的革命事业，最后不得不决定离开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个人际遇和心灵创伤，促使山崎朋子不辞劳苦去追寻清水夫妇的足迹，思考跨越民族、国家壁障的途径。在《彩虹》充满感情的文字里，显然融进了山崎朋子个人的感慨。她不仅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也是在流自己的泪。

2004年8月，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