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一个代工厂的标杆企业，在世界舞台上不断标志出同行的理想高度。把它的履历从当前翻开，页页辉煌，步步精彩：全球3C代工领域规模最大、成长最快、评价最高的国际集团；2006年，富士康在美国《商业周刊》IT100强排行榜上列第二位；2006年，荣获中华英才网票选入围最佳雇主Top50；200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手机代工厂；成为电子产业行为规范(EICC)成员，致力于推广企业社会及环保责任(SER)；2003年，跻身为中国工业企业三强……

人们只见富士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却不知每次胜利的推进，都有无处不在的危机如影随行。2006年6月14日，向来被鲜花掌声包围的富士康，突然深陷传媒风暴。英国《星期日邮报》惊爆内幕：深圳富士康，苹果的代工厂实为“血汗工厂”。

报道揭露，英记者通过参观苹果的代工厂商富士康深圳华龙工厂，与富士康员工交流，发现其员工竟然多达20万，比英国纽卡斯尔的人口还要多！在富士康这座iPod之城内，工人们每天要昏天黑地工作15小时，女工也不例外，而且月收入仅为27英镑（折合人民币约387元）。薪酬之低超乎英国人想像，住宿条件之差，就只能用天方夜谭来形容：一个宿舍容纳100人！

文章横空出世，即刻引起国内媒体连锁反应。《第一财经日报》嗅觉最为灵敏，首先抓住这个题材，顺藤摸瓜进入iPod之城。2006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一文《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内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般的富士康操作工需要连续12小时站立，不准说话，更不准玩手机；超负荷的工作让很多工人体力严重透支，不少女工因为连续加班晕倒在生产线上。工人在这里只是活动的工作机器！

对国内舆论而言，《星期日邮报》只是引燃导火线，《第一财经日报》是瞬间引爆的本土炸弹。公众和媒体对富士康的关注不断升级，网上热议不断，不少网民跟风叫嚷，甚至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富士康的危机在聊天室内、QQ群上、口耳相传中迅速蔓延。面对突如其来的负面报道，富士康公司统一口径。富士康子公司深圳龙华基地外联部对外宣称，“富士康完全按照深圳劳动监管部门要求用工，深圳市劳动建管局可以到工厂去检查。”富士康母公司台湾鸿海召开记者说明会，矢口否认其子公司的iPod代工厂有“血汗”嫌疑，鸿海集团更是一向合法经营，大大的“良民”。

但是“良民”所言无人相信。没有权威调查依据的保驾护航，富士康强硬的对外宣称只能被关注这件事情的媒体和公众视为强出头，是向他们的知情权叫板。这种危机处理模式强硬而幼稚，显然不可取。处于危机之中的富士康，面对急于知道事实真相的公众，丝毫没有打开信息渠道的意思，公关部面对记者，不是“无可奉告”，就是“请你们（记者）尊重别人”的告诫式言论。iPod之城越是坚壁清野，媒体和公众越是怀疑它在推卸责任，揭露真相的好奇心大有水漫金山之势。

公共关系理论界有种说法，“坏消息在你的手中握得越久，情况越糟糕”。富士康不提供信息，中国的媒体只能自力更生，发现真相。6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二进iPod之城，“血汗工厂”在一名离职女工讲述中，再次浮出水面，引公众饱读富士康员工之艰辛与无奈，气炸无数人心肺。

在媒体的进一步描述中，富士康强词夺理的嘴脸深入人心，企业形象一败涂地。依然保持强硬态度的富士康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只能南辕北辙地一步步走向媒体、公众的对立面。事实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众的反应常常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风险的定义中包含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诸如愤怒、恐惧等等本能的情绪是一并爆发的。所以身处危机漩涡之中的公司，实际上也是身处非理性的漩涡之中，此时他所做的应该是以情导之，以理服之。“非理性”，这是风险传播专家彼得 桑德曼博士描述处于危机中大众的核心概念，可惜的是，在此次iPod之城事件中，非理性恰恰成为富士康公司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