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大清国，内乱渐绝，百业将兴，通关频繁，洋务倡起，颇有中兴之象。

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等人，也被时人称作中兴名臣，声名远扬。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五月，经过近一个月的休养，李鸿章决定重新着手筹办制粉钢磨制造局一事。但几乎就在同时，贵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只几日光景，贵州的部分州、县便被义军占领。

朝廷感于贵州兵力单薄，于是紧急下诏，授李鸿章钦差大臣衔，率原淮军旧部，驰赴贵州督办云贵军务，云贵两省督、抚、提悉归节制，湖广督篆暂由李瀚章署理。

李鸿章知道事急，只好把湖广的事情放下，把眷属妥为安置，也不等大哥到任，便把督篆先交湖北巡抚护理，带上一应随员匆匆赶往贵州。途中又接一旨，让他勿赴贵州，速改道转赴陕西督办军务。因为在陕西与回民义军作战的湘军悍将刘松山战死，左宗棠的楚军力不能支，朝廷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征剿计划，决定先向陕甘增军。

李鸿章接到圣旨叫苦不迭，却又不得不硬起头皮飞檄各军赴陕，而他自己则带着随员缓慢前行。

也就是这时，大清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案——天津教案。随着事态的发展，天津教案很快成了大清国上下关注的焦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教堂内专设有育婴堂。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六月，育婴堂收养的婴孩，忽然在几日间相继死去三四十余人，而就在此时，天津偏偏又出现了大规模拐骗幼孩的事件。当地百姓怀疑系教堂所为，这时偏又有人传说，教堂拐骗幼孩实为剜眼剖心作药材之用等语，百姓更加确信无疑。

这一天，百姓捉住拐骗幼孩者王三一人，并当即将其扭送至天津县衙门。经天津县知县刘杰审问，王三承认，其拐骗幼孩行为，确系教堂一名伙夫所指使。消息传出，民情顿时激愤，纷起声讨。

刘杰于是亲押王三前往教堂对证，近万名百姓亦聚集教堂前要求交出凶犯。教堂却大门紧闭，不予理睬。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急带上秘书西蒙，奔赴三口通商大臣衙门，要求崇厚派兵弹压。偏偏崇厚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竟然没有派兵，只打发了几名武弁前往教堂找刘杰了解事情起因。

丰大业见崇厚如此，于是大怒，当即捣毁衙署器物，又拔枪恫吓崇厚，崇厚吓得躲进内室没敢露面。

丰大业无奈，只好离开衙署径奔教堂。在路上，丰大业等人遇刘杰押王三迎面行来。

丰大业马上拔出手枪开了一枪，当即打死刘杰的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这时也拔出枪来威胁围观百姓。

围观的百姓见状，当时怒不可遏，当场殴毙丰大业、西蒙二人，随后又鸣锣聚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法国领事署及英、美教堂等署所，打死英、美、法等七个国籍教士、商人二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