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四月十八日，岛国日本借口台湾高山族人杀死琉球船民一事，发兵三千乘兵船分三路攻进台湾，企图将台湾据为己有。

大清国一面着福建布政使台湾道潘霨，迅速与日本驻台湾领事西乡从道交涉此事，一面飞檄船政大臣沈葆桢，紧急派兵船支援台湾。

与此同时，日本则派大久保为特使专程来华，直趋京师，配合刚刚到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对大清国总理衙门实行外交讹诈。

大久保到京的当日，便带着柳原前光来到总理衙门，声称要向大清国皇帝递交国书，其实是试探大清国对日本侵台一事的态度，为下一步如何行动做准备。

当总理衙门就日本侵台一事向大久保提出交涉的时候，大久保道：“台湾岛自古就是无主野蛮之地。高山族人敢杀害我属国琉球船民，我国自然要发兵惩治这些人。这是我国的内政，贵国无权干涉。本大臣此来，是为商议向贵国大皇帝递交国书的事。”

总理衙门向大久保指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必须撤出，大久保却冷笑道：“我国发兵台湾，是奉天皇诏命惩办凶手。我国定不退兵，中国究欲如何办法？”大久保的口吻，已充满了挑衅。

但总理衙门却这样答道：“此等不和好之话，不应说，亦不能答。”总理衙门这种软弱无力的答复，使大久保和柳原前光，看透了大清国并没有在台湾作战的决心，二人的口气于是愈加强硬、蛮横起来。不久，沈葆桢从福建发来专折，汇报台湾的战事。

在京的一班王公大臣一读到沈葆桢的这个折子，更是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起来。

沈葆桢言称，倭人虽只三千，但船坚炮利，武器精良，官军力不能支；而从船政局调派过去的几艘战船，根本不堪一击，无法与之交战。

沈葆桢最后恳请朝廷火速调兵援台，以防战事扩大。此时的同治帝早已不问国事，因从外面染了不干净的病，已在床上卧养了大半年，慈禧太后这时就算想归政，这政也无处可归了。

日本侵台一事，让慈禧太后与一班王公大臣整整议了三天，最后才决定调崇厚在天津时创办的洋枪队过去。另外再从两江总督李宗义的督标抽调四营两千人，合成五千人，增援台湾。圣旨很快下到保定和金陵两地。

李鸿章接旨之后，一面檄催驻在天津的洋枪队三千人，飞乘轮船驰赴台湾，又加调记名提督唐定奎所部六千步勇，分批航海到台归沈葆桢调遣，一面给朝廷上折强调：“窃念日本藉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称乱之邑。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两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若另募新军，实在无此饷力，唯有添调久练劲旅，屯扎后路适中之地，以壮声援。查甘省现早肃清，陕境防务已松，拟请旨敕下陕西抚臣，速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由臣会商两江督臣李宗义，相机调派。”

折子拜发的当日，李鸿章为防衅端由此而起，连夜又给唐定奎与总理衙门各快函一封。在函中，李鸿章饬令唐定奎：“设防备御，非必欲与之用武。”到台后，“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进队不可孟浪，日人稍知即止足，断无以兵驱逐之理”。

唐定奎见到饬令很有些莫名其妙，他不知李鸿章紧急调他率军赶往台湾去干什么。李鸿章既要求唐部到台后“勿遽开仗”，那么，他调唐定奎所部的六千步勇尾随洋枪队进台，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李鸿章在同日送给总理衙门的快函中这样写道：“向来办理洋务，皆为和战两议举棋不定所误。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局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说穿了，李鸿章就是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向台湾派兵，只是为了能“和局可速成”而已。

当日晚饭后，喝茶的时候，李鸿章对薛福成、黎庶昌一班幕僚说道：“老夫以前的确小看了日本这个岛国。他此次侵我台湾，日后定欲吞我全境。我中国与该岛国一衣带水，登船可抵，其危害实在大于西方各国。我大清想保无虞，必须加强海防，亦须设立一支堪与西方各国相媲美的水师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