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生前是五品的郎中致仕，李鸿章之母，仅从丈夫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宜人的封赠。宜人不是诰命，仅能证明是官宦妻室而已。

李鸿章赶回保定的时候，李母仍处在狂喜之中，这让李鸿章也格外高兴。但他的这种高兴只挂在脸上，心里却在盘算怎样来对付日本人。

日本侵台一事，虽在总理衙门没有造成大的震动，朝廷似乎也无动于衷，但给李鸿章造成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头脑清醒的李鸿章开始重新认识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大清国现有的国力，茶余饭后不由想到：“如果堂堂的大清国，连一个区区岛国都防御不了，那还算什么大清国？大清国地域多大？日本岛国土地几何？大清有多少兵？日本岛国又有多少兵？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区岛国，竟能用三千人攻占台湾！”一想到这些，李鸿章的心就隐隐作痛。

这时，总理衙门因日本侵台给大清国造成损失一事，恰巧给两宫太后上了个《海防亟宜切筹》的条陈；丁忧期满实授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也跟手给朝廷上了个《续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的折子。

慈禧太后就着庆典的余兴，令军机处拟旨，把总理衙门的条陈和丁日昌的折子发给各地督抚，着各地督抚详细筹议，并“限于一月内复奏”。李鸿章接旨之后自是大喜，决定借着筹议的由头，趁势在北洋建起一支水师舰队，一为拱卫京畿，一为防患岛国日本的攻袭。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连思考了几日，终于拿起笔，郑重地给朝廷上了《筹议海防》一折。

李鸿章一共向朝廷陈述了三点加强海防的必要性：一、不加强海防，难防日本和西欧列强海上的攻击；二、不加强海防，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一旦失和，履如平地，无法阻挡；三、把用于塞防之款移到海防之上，向外洋购买铁甲战船、水雷、先进枪炮。只有这样，才能军事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由贫弱而为富强。

这也是李鸿章第二次奏请总理衙门向通商各国派驻公使，但仍被许多王公大臣所否决，慈禧太后亦不热心此事。李鸿章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李鸿章折子拜发的当晚，他又接到丁日昌从福州遣专差送达的密信。丁日昌在信里告诉李鸿章，福建按察使正好出缺，他按李鸿章从前的吩咐，已奏请朝廷保举在籍养疾的郭嵩焘署理福建按察使一缺。

丁日昌在信的后面又谈了许多船政局内部的事情，诸如内外勾结套取官银，沈葆桢名为船政大臣，实际大权却操在最得左宗棠信赖的法国人日意格的手里等等。

李鸿章读罢信后，不由仰天长出了一口大气：“郭筠仙若做了福建臬司，不仅丁日昌有了帮手，福建船政局也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

李鸿章此时已打定主意，只要郭嵩焘到了福建任所，不出两年，他就能保举他为福建的船政大臣，顶替现在的沈葆桢，主持船政局的一切事务。李鸿章很清楚，对把持船政局大权的法国人日意格，沈葆桢拿他没办法，郭嵩焘却不会任由他胡来，因为敢说敢做，正是郭嵩焘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