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初四是辕期，李鸿章同往常一样，早饭过后，便同着两司接受官员的拜谒和答复公事。

第一批是实缺的官员。因有公事要回，回完公事，还要连日赶回任所，这自然要先进来，无人能比得过。第二批则是临时差委出去的候补官员。有道员衔的，也有五六品顶子的，这些官员办完了差事，势必要禀明一下办事的经过，为的是尽早领到新差事。第三批官员则纯属有顶子没缺分的候补官员了。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到省的时间短，一时还轮不到差事，有的则是奉到过差事，却没有办明白，于是也就再没了办事的机会。这部分人道台居多，商人居多，捐班居多，十个里头，总有九个是拿银子捐得的功名。

李鸿章从不拿这些人为重，布、按两司也不拿正眼看他们，他们自己也从不拿自己当一回事。见过这第三批人后，辕期就基本上过去了，各地督、抚衙门莫不如此。

李鸿章见过第三批官员后，照例要和两司再说几句什么，以示对大宪的尊重。正和两司说话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圣旨到，李鸿章接旨”的喊声。

李鸿章当时正坐在签押房的炕上同布、按两司喝茶，一听这话，只得说一句：“两位老弟少坐，老夫去接圣旨。”到了官厅正冠掸衣，双膝跪倒，口称：“臣李鸿章接旨！”

传旨差官展开圣旨，不慌不忙读道：“本日内阁奉上谕：文华殿大学士着李鸿章补授。李鸿章仍留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此。”送走差官后，李鸿章犹在梦中。

众所周知，大清开国以来，文华殿大学士一直是满缺，是真正的满汉各官之首。按大清官制，汉员最高只能授武英殿大学士，而武英殿大学士地位又永远排在文华殿大学士之后。如今，这顶满人专有的桂冠，忽然间落在了一位汉员的头上，不仅李鸿章本人不敢相信，连各地督抚，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怀疑是军机章京誊错了稿子。

陕甘总督左宗棠见到廷寄后，甚至这样说道：“可不是怪吗？大清定制，文华殿大学士非满员不放，这种连三岁娃娃都知道的事情，偏偏军机处就能弄错！这些军机大臣，整天都在忙乎什么呢？”

新年一晃就过去了，开印之后，朝廷下旨，对借款购船一项，完全同意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建议，并着李鸿章会同新到任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密保能员，筹购洋船等事；但对向外洋遣使之议，仍不着一词。

李鸿章接旨在手，内心自有说不出的喜悦。

他深切地感到，只要朝廷同意向别国大量商借洋款，他的购船计划，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他坚信，只要大清建起了强大的海防，不仅日本侵台一事不会重演，就连西方各强国，也要对大清另眼相看。到了那时，大清国才算真正到了中兴时代。

一出正月，李鸿章便忙碌起来。他带着随员走上海，过江宁，询洋行，见领事，可是称得上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恨不能把所有应办的事情办完。

但沈葆桢却一直打着自己南洋的主意。他表面上对李鸿章讲过的话一律称是，转过脸去，便有异议，不是说李鸿章找的洋人不可靠，便说李鸿章购船委错了人，大清的官银都落进了个人的腰包。

李鸿章人仰马翻地忙了近五个月，不仅一件事没有落到实处，还感染了一场风寒。他心里清楚，沈葆桢这么做，无非是想在南洋建起自己的海防，加重他在朝廷眼里的分量。想想也是，李鸿章已经成了文华殿大学士，他沈葆桢连个协揆的名分还没有捞到，换谁，都要有情绪。

沈葆桢不认为自己比李鸿章差，他有时甚至觉得，在某些方面，他还要比李鸿章强上一些。你李鸿章是北洋大臣，自然要注重北洋海防；我沈葆桢是南洋大臣，当然要加强南洋洋面，这没的说。沈葆桢能找出一百个不与李鸿章合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