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话音落下，父亲的视线掠过粘着血的盘子和污渍斑斑的餐巾，最后停在餐桌对面的瑞德芬身上。瑞德芬的眼睛里冒着怒火，但不一会儿他的神情化作了无奈的请求。

“请你们考虑考虑我的计划，”他低声下气地说。

他们把帐单留给瑞德芬，开车走了，一路上把他当成了笑料。

我坐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你困了吗？”父亲问。

我不知道。我并没有意识到时间。“不困，”我说，“我想伸伸腿放松一下。”

“要不今天就讲到这儿。”其实他正说到兴头上。

“不，”我答道，“我想把这个故事听完。”

“如果你不想听就告诉我”他说，“我不想烦你。”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烦到我了，”我说。

那顿午餐后又过了几天，父亲在城里又遇到了瑞德芬。瑞德芬身边站着一位高挑的瑞典女子，她在凯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三人寒暄了一番后，父亲就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了。

他的腿无法挪动，眼睛被锁定在瑞德芬的眼睛上，他试图把视线移开，但是他做不到。

瑞德芬一阵阴笑。

父亲又试了一次，想把视线转到瑞典女子身上，但他的眼睛根本不听使唤，依然牢牢地被瑞德芬的眼神揪着。

过了整整一分钟，父亲才恢复了行动能力。他的视线从瑞德芬挪到了他身边的那个女子，她没有看他。

瑞德芬说：“要不了多久，我们还会见面的。”

父亲真想撒腿就跑，但是他还是做出镇定地样子，坦然地沿着街往前走，身后传来他们的讥笑声。

大约过了一星期，马尔科姆来电话邀请父亲过去喝茶。父亲说他太忙了，抽不出空。

马尔科姆说：“今天我发现了一种惊人的血红蛋白。”

马尔科姆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用惊人这种词的人，我父亲受到诱惑了。

于是，他上楼去马尔科姆的房间，一股浓重的焦面包味扑面而来。他敲敲门，没有人出来。门没上锁，他就直接推进去了。

与往日一样，马尔科姆的起居室里生着炉火，站在壁炉边的是瑞德芬，他手里拿着拨火棍，棍子头上叉着一片已经烧成黑碳的面包。

“我喜欢吃烧焦的吐司，”他背对着父亲说。“你呢？”

马尔科姆不在房间里。

瑞德芬请我父亲坐下。他想走，但他想了想还是坐下了。在熏鼻的糊面包味中，他觉察到还有另一种气味，一种难闻的气味。

他想离开。但他却坐下了。

瑞德芬开始长篇大论。我父亲发现他一方面才华横溢，另一方面又愚蠢到家。父亲说，在剑桥才华横溢这个词被用滥了――此外，他觉得大多数重点研究型大学的情况都很趋同。他说学术界如同一个经营不善的马戏团，教职员工就像营养不良的动物――他们厌烦了狭小的牢笼，麻木不仁――他们对鞭子几乎无动于衷了。空中飞人演员频繁地掉进松松垮垮的保护网。小丑们一脸饥相。帐篷是漏的。观众漫不经心，不合时宜地莫名呐喊。表演结束的时候，没有一点掌声。

（扩展比喻是我父亲惯用的描述方式，一来为了把问题说得明白易懂，二来为了找点儿乐子。不管怎样，我觉得经营不善的马戏团是个相当形象贴切的比喻，因此我决定将它记录在案。）

父亲看着瑞德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谈哲学――普氏哲学。他说他想了解我父亲的伦理观，但在我父亲发表观点之前，他先说说他的。

瑞德芬把自己界定为功利主义者。“人的根本职责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快乐，你同意吗？”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