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像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书中，为他的读者（现在或未来的将军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领形象。“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为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高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宋元丰中，颁行武学，《尉缭子》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

实则，《尉缭子》不仅仅是一部兵书而已，其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 其洞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余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其余的十七篇，则是在尉缭到了秦国之后，专门针对秦国和嬴政的需要而补写的。补写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传，姑且不论。

我们可以看到，补写部分都是军令。比较《孙子》等兵书来看，《尉缭子》中之所以会大量出现这种机械的、刚性的军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定单约稿。毫无疑问，这个约稿者便是嬴政。这些军令，当是后来尉缭在担任秦国国尉时，主持编撰并向秦军上下颁布的军规定令，后一并收录入《尉缭子》书中。①

从《尉缭子》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尉缭的超常智慧，以及其对秦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让人费解的是，尉缭这样的高手，他的故国魏国为什么不能留而用之？待我们翻阅魏国的历史，却又不禁释然。把高手赶到别的国家，一向是魏国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战国七雄，魏国最强，人才也是最多。遥想文侯当年，李悝变法了，强匡天下，威行四海，诸侯臣服。然而，前有商鞅、吴起、张仪、范雎，今又有尉缭，皆不世出之英才，只要魏国能留住其中一人，国运也许便会从此改写。可惜可叹的是，魏国却大方地将他们拱手让人，最终沦为鱼腩之国，也算是咎由自取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