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字的资料仅止于此，虚泛得很。

我还有缘得见几帧照片，说是最后一批红牌阿姑。有一位，原来也是“倚红楼”的，名唤花影红。不过她比不上如花的美，而且又较丰满。真奇怪，何以不见如花的照片？

对了，原来如花早已不在了。

他们在1932年吞的鸦片。

我灵机一动，忙还书，又商借别的。

“小姐，”我斯文有礼地向她招呼，免生误会，“对不起，我想再借旧报纸的微型菲林。”

“几年的？”

“1932年。”

“1932年？”她找出一本册子来，“没那么早。”

“最早的是几年？”

“最早也要1938年。”

嗯，那年如花已经死了。

“麻烦你了，不大合用。”我转身想走。

――啊不，三八年？

“小姐小姐，”我兴奋得大声地唤，“我要借三八年七月七日那卷！”

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想到，会不会在三八年七月七日的报纸上，刊了有关十二少的消息？那天可是他再世为人的出生日？可有一点线索供我追查下去？我只是区区一个广告部副主任，得以兼任侦探，做梦也想不到。一边想，一边笑，催促之声音也大起来。

“先生，在图书馆中请保持安静。”

她给我的印象分早已是“丙”，不，也许是“丁”，所以一见我表情有异，更防范森严。

“这卷微型菲林是星岛日报1938年下半年的，你自己找七月七日吧。”

她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在登记身份证号码时，一再复看，证实无讹。怕是一见势色不对，诸如我出言不逊，意图非礼，或公共场所露出不文之物，她们便马上去报警。――都是我自己不好，研究娼妓问题走火入魔了，样子也开始变得像急色的嫖客。我让那步步为营的女职员安装好菲林之后，便按掣察看。由七月开始，逐天逐天地看，这些在我出生二十年之前的民生国事。

但，看到七月七日，我也找不到任何资料。我只知道当年的卖座电影是《陈世美不认妻》。士多卑厘果占卖一元五毫八仙一瓶。饮咕很时髦。副刊的文章是《青年如何读书报国》。又因战事已经爆发，香港也受波及，报上提到日军，都用一个“×”或空白格子代替，有些稿件的位置开了天窗，植上“被检查”字样……已是乱世，谁有工夫顾盼儿女私情？

我很失望。花了半天的时间，毫无头绪，还遭受女人的白眼。如果那女人好看一点，也是无妨，但她又长得……算了，我对美女的标准，竟然在一夜之间提高不少呢。

当我自大会堂图书馆出来时，普天是烂漫阳光。

只有我，因为空手而回，甚是无聊，一如没上电芯的收音机、没加水银电池的计数机、没蜡烛的灯笼、没灯的灯塔、没灯塔的海。

脑中充斥着三八七七的旧报资料：陈世美不认妻、士多卑厘果占、读书报国、“×”侵华行动、“被检查”……

沿着电车路，信步行至中上环，那个站，是我与如花一同上车的站。

咦，往上行，不是南北行吗？如花偶尔提过，十二少当年是南北行三间中药海味铺的少东。于是移步上行，谁知，我也认不得路了。

这里有新厦，有银行，就是不见老店。在一间卖人参的高丽店子门外，老头给我遥指：

“这边不是南北行，往西行才是。文咸西街，知道吗？南北行以前很有地位，知道吗？以前――”

没等他说完，我连连谢过。我怕他又给我惹来另一个故事，那我此生也必得在30年代的风尘中打滚了。不，一宗还一宗。先解决如花的这一宗。

这南北行一带，虽已破旧立新，面目全非，但间中还可见残存的老字号，木招牌，漆了金字，两旁簪花。店里高高悬着风扇，一边排了木桌，木桌上有算盘。整条街，弥漫着当归的香味，闻着闻着，魂魂魄魄都不知当归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