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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刚刚落山，天边映照着金灿灿的余晖，布雷兹来到东京市郊一个富豪住宅区。他看见，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阔佬们居住的街道宽阔，空空荡荡，空气里弥漫着阵阵醉人的花香，外廓乳白色的富丽堂皇的四层小楼整齐分布在大道两旁，每幢小楼的四周还环绕着一片小小的草地，上面植树种花。这一幢幢小楼的前面都有放射着通向住宅区中心社交俱乐部的小路。在这俱乐部里，还有大片草地做网球场和高尔夫球练习场，不时有洒水车来来去去，在草地上面喷洒着水雾。俱乐部大门外的停车场里已停放着不少高级轿车，很多都是从城里直接赶过来的。

布雷兹在门童的招呼下，停放好这辆显得有些寒酸的东京站轿车，向里走去。看着面前的绚丽灯光，听着里面飘来的动听音乐，他不由也被这新奇情调吸引住了。穿过楼道，他看见楼外庭院里栽满了高大的树木，树下错落有致地摆放着许多铺着雪白桌布的圆桌，一些气度不凡的日本人、华人和欧美人散落坐着，陪伴着这些大人物的美丽女郎正在桌边有说有笑，那些近乎裸体的穿比基尼、浅绿超短裙的妙龄姑娘正在一张张桌前绕来绕去，端去饮料和按照有些富人特别吩咐做好的精致菜肴。庭院中间有一个舞台，一位印度姑娘正在上面翩翩起舞，十几位印度乐师兴高采烈地吹号击鼓和弹奏乐器。舞女披散着黑油油的顺溜长发，腰身不停地扭动，眼圈涂成金色，黑艳艳的大眼睛露出火一般的神色，如闪闪的电光不停地左顾右盼，乜斜着抛着媚眼，她的两条裸露到腿根的大腿随着腰身一齐摆动，放射出一种强烈的特殊的动人美色。

布雷兹迅速扫了一眼，径直来到被一棵高大树木遮挡的圆桌前，与刚到日本的情报局驻外工作站主管见面。主管喜欢享乐，不喜欢公事公办。可布雷兹拿定主意，决不让他尽兴，因为面见他陈述意见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布雷兹看到，虽然主管快六十岁了，可样子还跟自己一年前飞到情报局开会时见到的差不多，甚至更加年轻了。他脸色红润有光泽，深邃的蓝眼睛充满光彩。布雷兹知道，当年主管在苏联崩溃中立了头功，现在，正信心百倍地策划着摧毁中国。不过，布雷兹却准备跟这上司冲突了。

他从情报局朋友们那里听到，《烈火计划》之所以再没下文，就因为出乎意料地卡在了主管手中，主管似乎是有自己的计划。听了朋友们述说，布雷兹终于搞清主管的思路，于是很想套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名词规劝主管：您的思路“少慢差费”。布雷兹多次招募中国贪官们为北京站情报员，自认已经摸出规律，所以认为：摧毁中国，根本不需要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走那么漫长的道路。这回招募迟瑞成，更增强了他面陈意见甚至不惜跟主管交锋以至决裂的决心。在布雷兹的祖国，有个弗吉尼亚州，州里有个斯普林菲尔德市，市里有条洛伊丝代尔街，6551号是幢浅灰色的、不引人注目的连外墙水泥层面都片片脱落的砖楼。附近的市民们，只知道这是个信誉卓著的家政公司，叫斯普林摩大厦。每当人们踏上楼厅里薄薄的暗绿色地毯，推开那似乎能用食指捅破的淡黄色的廉价木门时，绝不会想到情报局的一个绝密部门--“求爱”小组竟隐蔽在这里。

那时，布雷兹还是“求爱”小组的成员。在组里，每位情报官有三个身份和三个假名，还有使用这些假名的信用卡、社会保险号码和驾驶证。在这幢大楼里，“求爱”小组与楼下的家政公司几乎成天壤之别。“求爱”小组房里铺着波斯地毯，摆着日本屏风，屏风上还绣满赤裸的肥硕男女，这是局头号心理学家设计并委托东京站特意订购的，认为会具有非同凡响的心理效应。按照组内分工，布雷兹坐外间，从玻璃窗后监视着招募对象进里间的组长办公室，他手上还攥着一把威力强大的“伯莱塔”九毫米无声手枪。在“求爱”小组的历史上，不乏已经上钩的鱼突然反悔想撞网逃走的事情，甚至有时他们还使上暴力，搞得“求爱”小组不得不请这些鱼肚朝天出去。

当年，布雷兹为了获得“迷津指路人”勋章，虽然现在看来不过是块不锈钢片，他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专门跟踪一位苏联官员，还细细研究他的活动规律，报告“求爱”小组有没有招募他的可能性。布雷兹发现：这位苏共干部讲究穿着吃喝，衷心赞美西方社会的优越性，还热衷给遇到的每位西方人留下好印象。看准这个，组长还征求了局心理学家们的意见，布雷兹还拿住这位共产党干部的把柄：为大使馆采买虚报开销，使用使馆公车办私事等。之后，“求爱”小组请示情报局授权开价两百万美元。当这位苏共干部去第五大道购物时，布雷兹走上前，直截了当地开出价钱。一直到苏联完蛋，情报局每周至少跟这位苏联官员见面一次，为了帮他向大使馆解释清楚外出干了什么，情报局还给他提供军事信息，当然事先都经过军方的审查和同意。

布雷兹知道：情报局永远需要叛逃者，也非常看重他们，每当他们处境危险时，还要下大力营救。多年来，情报局不经过任何移民手续，每年安排几百名身份即将暴露或已经暴露的叛逃者及其家属入境。不过同时，包括布雷兹在内，局里几乎所有情报官员都蔑视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些人渣，因为叛变总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一个心情愉快的人是不会选择背叛祖国这条不归路的，所以情报局招来的不过是些反社会的家伙，这看法还造成局里多起事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位苏联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叛逃。为了叫这位谢夫钦科先生觉得投奔自由是值得的，情报局下令给他找个可心女人。一位情报官员翻开电话号码本随便找了个妓女，后这婊子竟四处吹嘘她的“奥德赛”，《纽约时报》还捉刀为这贱货写了本回忆录，大肆渲染这异国罗曼史，搞得这“回忆录”一时高居畅销书榜首，从此那个婊子为接待络绎不绝的来客竟闹得每天几乎连下床的工夫都没有。打这之后，局里的情报官员们才慢慢改变对这些叛徒的态度，还安排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他们进行治疗。

不过，招募完迟瑞成后，布雷兹深深感到：招募中共贪官们才真正叫“廉价”呢，甚至不需要花费我们情报局一个美分，当年那位苏共干部花了我们整整两百万美元。而要推翻中共，让中国四分五裂，起码回到当年“东亚病夫”的位置，却根本不需要像搞垮苏联那样，走那么费事费时的“意识形态”道路。因为，金钱是中国贪官们追求的目标，中共便构成了他们的最大安全威胁，所以推翻中共就成为这些贪官最强烈的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自然能成为我们西方历史上最坚定最英勇的第五纵队。所以，实施《烈火计划》--尽快建立第五纵队，才是搞垮中国的捷径。北京站已建立相当完整的中国贪官的数据库系统，我们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搞到了中国贪官们秘密存款的数额及其明细。当然，这档案里还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和生理、心理上的优点缺点，还有人际关系和嗜好。有了这些材料，建立第五纵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首先亮出这些贪官害怕的材料，然后单刀直入，直接提出招募要求。即便遇到像迟瑞成这样一时不肯就范的，只需要把他的存款底细亮明，讲清利害，他也会成为我们这支队伍里的最忠诚的战士。看见布雷兹走来，驻外工作站主管却没任何表示。布雷兹顿然意识到，他神通广大，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布雷兹走到桌前，说：“你好，主管先生。”主管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会儿才说：“你好，布雷兹先生，请坐吧。”

布雷兹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了下来，耐心等着说出下文的机会。

在局里，几乎所有情报官员都对主管毕恭毕敬。

接下来便是长时间的沉寂，主管把那只有名的空烟斗不停地在嘴边换来倒去，坐在他旁边的东京站两位高级情报官显得有些尴尬，那天他俩也参加了招募迟瑞成的行动。东京站副站长是位精瘦的、五短身材却显得十分干练的日裔中年男人；坐在他身边的也是位日裔高级情报官，这年轻人头发有些蓬乱，滴溜溜转动着的小眼睛里闪动着狡黠的光芒。布雷兹忘记他俩叫什么了，只默默注视着顶头上司。

主管将双手交叉起来枕在脑后，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布雷兹，怎么样，在中国的感觉还好吗？想不想回情报局？”

“不错，先生，我很愿意回来。但是，一想到搞垮中国的事业，我只能留在这个该下地狱的国家。”

主管笑了，刚才那副官腔十足的派头不见了。他将双手从脑后放了下来，搁到桌沿上，看着布雷兹，和蔼地说：“亲爱的布雷兹，你报来的《烈火计划》，我们都看了。我们感到你有点儿着急了：对付中国就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前苏联实行过的--意识形态办法。先收买他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再向中国老百姓宣传自由、民主、人权，告诉他们只要按我们要求行事，就一定会像我们西方那般美好。因为，你们不是在拉美--可以随便搞颠覆，那是中国，毛泽东的核弹头随时能打到我们头上！”

布雷兹的眼神忽然变得倔强起来，死死盯住主管沉默不语。

主管看出了他的心思，微笑了，温和道：“当然，《计划》是天才的：在中国建立一支由贪官们组成的第五纵队，然后发动一场反共政变。《计划》也论证了：苏联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不错，中共队伍中是有许多‘腐败分子’，能成为北京站的好帮手，可是，你们也别忘了，同时中共周围还有亿万个疯子，中共有着非同寻常的坚实土壤--好好研究研究中国网民们的叫嚣吧。这不能不让我担忧：第五纵队在中国会不会成功？就像有一天，红色教皇、主教和神父们到全体中国人面前宣布：亲爱的教徒们，没有上帝，教会是个犯罪组织，我们把它解散了。北京站敢担保，这亿万名赤色教徒只会像苏联那样四散，却不会捣毁这个教堂，撕碎叛徒们吗？”

东京站两位情报官迎合地微笑着，连连点头。

主管将一条腿跷到椅子的扶手上面，说：“我相信，你是不会给我找麻烦的。当然，北京站应该受到嘉奖，尤其是你，我会请求为你授勋的。可是，要永远记住：中国不是苏联！苏共中高级干部们的例子，在中国行不通。当然，苏共的那位意识形态专家--雅科夫列夫，一直宣誓忠于马列主义，辱骂西方意识形态，一见时机成熟，便突然宣布放弃共产主义，与其他苏共领导人一起，发动了一场反共政变。在共产主义的主教和神父中，这样的两面派成千上万，可中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我认真研究了中共中央反对腐败的决心，也研究了那个效率高且一发现问题就决不饶恕的中共中央纪委的工作特点，还有中国特有的志士仁人传统，而这些人又决不可能被我们收买，这就决定了《烈火计划》只能是一种幻想。”

布雷兹面无表情，额上的青筋却一条条暴起，他苦笑起来。

主管懒洋洋靠在椅背上。

东京站副站长做了个手势。女招待过来，轻声问起他们要喝些什么，他俩点了清酒，为主管和布雷兹要了威士忌。

布雷兹慢慢开口了。

“其实，中共反腐败实在算不了什么！能像斯大林搞肃反，一批批枪决吗？即便如此，‘卫国战争’一爆发，仅仅头几个月，百万苏联红军举手投降，将军、校尉们撕下军阶标记，政工人员们逃得像兔子。我之所以坚持《烈火计划》，就因为东方民族的卑劣特性。在对日战争中，中国卖国贼的数量早超过苏联，居世界首位。我坚信：只要气候适合，东方民族中的大规模叛变随时爆发，这是牢牢植根于下贱民族品质之中的。这就决定了《烈火计划》一定成功！”说着，他有意冲淡话语中的火气，笑容可掬，显得态度十分随和。

主管耸了耸肩。

“别忘了，世界上还有大批真信共产主义的人呢。是的，1941至1945年，很多苏联军人当了俘虏，甚至整师整团一枪不放缴械投降。可是，另一类人还是有的。那时，有马特洛索夫，有保卫布列斯特要塞的官兵们，有潘菲洛夫师，更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个有理想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英勇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人：在强权面前阿谀献媚、俯首听命，时机一到就转化成背叛。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同意《烈火计划》。因为，一旦中共反腐败加剧，中共机关里的那些机灵鬼，那些最恬不知耻的投机钻营者和谋私者，能长命百岁吗？能成为你们的第五纵队吗？能帮助你们实现那个异想天开的计划--造成像苏联那样的叛变洪流吗？”

布雷兹的口气却固执起来了，看着上司缓缓道：“这是共产党机关的规律：只要你工于向上爬，就能爬上去。苏联完蛋后最大的赢家还不是那些‘同志’吗？各大情报机关都作过调查：在毁灭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总统班子中，原苏共干部占百分之七十五；在政府部门中，占百分之七十四；在具体操作推翻共产党事宜的地方政权中，原苏共干部高达百分之八十。全世界都震惊：埋葬共产党的，竟是共产党自己的中高级干部们！最机灵的共产党精英们，一等到自己政党灭亡，便闪电般成为私营企业主和合资企业的总经理，还有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经理、董事长。这支由苏共干部们组成的第五纵队，才造成了那场历史性的大背叛。他们可远比我们的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和福特等等，更像是上帝的宠儿，不需要经过任何奋斗，摇身一变就成为富豪。他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摘下办公室里的马克思、列宁肖像，挂上自己公司的标志。所以，今天俄罗斯人们都说：新贵不过是当年的‘旧贵’。难道，这不更证实《烈火计划》的可行性吗？‘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在中国，不是曾经有过这么一支传唱多年的歌曲吗？”

上司却什么话也不说了，直起身子。

布雷兹语调诚恳，继续娓娓道来。

“第五纵队在苏联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在中国也一定能够成功！由于东方民族的背叛性格，中国人对《烈火计划》将不会有任何抵抗能力，会表现出惊人的无能。这样，中国三十多年取得的震撼世界的经济成就，将全部化为乌有！当年，即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对第五纵队也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一旦这支纵队在堡垒内部顶着保卫者们的后背开枪，这个堡垒就不能不陷落。其实，中共也早已看出并一再惊呼--‘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看看他们的文件吧，看看他们几代领导人的著作吧，不都反复呼喊这句话吗？

“一旦共产主义堡垒被夺取，中国失去了这一凝聚核心，必然导致灾难性的衰落，甚至会陷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内战之中，就像他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警告过的那样。所以，随着《烈火计划》实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堡垒，将不经过任何战斗便举旗投降！这样，中国再不会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民族发挥作用，只能回到它曾经有过的‘东亚病夫’的地位。从此，世界各地残存的死硬的共党分子，他们一直期待的所谓的‘新的斯大林格勒’，就永远不会出现！所以，建立第五纵队是摧毁赤色中国的最有效的手段，被中共万般仇恨的腐败分子们就是这个纵队的所有成员！”

之后，这四个人都陷入沉默之中。主管靠在椅子里，两眼出神地望着舞台，似乎早忘掉布雷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