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乱不惊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十月十六日，左宗棠收到福建浙旧时官员的来信，讲述吴棠受小人怂恿，极力排挤各员，各员不得不辞缺另投之事。左宗棠虽反复函致吴棠，吴棠仍我行我素。

在各路清军的层层压迫下，陕西一带的回民义军陆续撤往甘肃、宁夏等地；西捻军张宗禹、张禹爵及邱远才各部约六万余众，转向陕北，几日光景便攻占绥德、安寨、延川等县。刘松山提军追击，刘锦棠、刘典、高连升等各路将官，率部陆续跟进。

这时，左宗棠收到圣谕，却原来是各国即将与总理衙门换约，旨令沿江通商口岸的将军、督、抚陈述意见。左宗棠虽然是陕甘总督，但因船政局的关系，自然也在被询行列。

显然，朝廷想知道的是各将军、督抚对换约的看法，而左宗棠却想借机，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说出来，通过此折告吴棠一状。

在折中，左宗棠所陈吴棠的罪状是：更改我定的章程，专听劣员怂恿，导致船局上下人心不稳。

此折拜发的当日，刘松山亲率中军十二营抵达洛河岸边。当时，中路郭宝昌十营，尚距刘松山有三十里的路程；郭宝昌之后三十里，则是安徽寿春镇总兵李祥和率所部三营。刘松山见天色尚早，决定先期过河，到洛州县城等待郭宝昌、李祥和的两路人马。

傍晚时分，刘松山率部到达洛州。刘松山一面令军兵安营扎寨，一面派出报马去打探郭宝昌、李祥和两路的进止情况。

当时正值深冬，陕北又极其寒冷，洛河结冰甚厚，光滑如镜，大军一轰即过，形如平地。但刘松山在洛州等来的并不是大队人马，而是郭宝昌派快马送到的一封救援文书。

刘松山展信一读，得知郭宝昌即将过洛河时，忽听后队传来枪炮声，他便知道一定是李祥和遇到了敌情，便马上命令后队变前锋，开回原路去接应李祥和，哪知就中了捻军预先设好的埋伏。他一面紧急给前路送信，一面和大队捻军交战。

刘松山不敢耽搁，随即传令拔营回援，但还是晚了一步。刘松山赶到时，大队捻军经郭宝昌等力战已经撤走，只留了一地的湘军伤亡将士。这一战，记名提督、安徽寿春镇总兵李祥和战死，记名总兵刘芸桂身受数枪，命亦难保。

刘松山详加统计伤亡兵勇，计伤三十八人，亡八十八人，大量粮食辎重被席掠殆尽。

刘松山气得哇哇一顿乱骂，他却是如何也想不明白，明明是他刘松山在追击捻军，捻军如何又从后面杀出来了呢？

左宗棠收到刘松山的通报，当即便断定是刘松山孤军冒进，让捻军钻了空子，于是就飞檄刘松山、刘锦棠、刘典等各路人马，只准互相策应齐头推进，严防单军冒进。

左宗棠当晚拜折向朝廷通报追剿失利的情况，并为阵亡将弁请恤、为出力将弁请奖。

刘松山等各路人马，接到左宗棠紧急发来的军命，不敢稍存大意，开始步步为营，互相策应着向前推进，终于在一个月后，将六万余捻军包围在绥德、安寨、延州等地。

陕西官军在完成对西捻军包围的同时，东捻军赖文光、任化邦约十万余众，也被李鸿章以长墙之工事，围困于黄河南岸、六塘河北岸、胶莱河西岸、运河东岸地区内。赖文光率部左冲右突，却连遭败绩，兵马损失惨重，形势极其危急。

为解救被围的东捻军，在陕西绥德一带受困的张宗禹，经与张禹爵、邱远才等将领商议后，决定出奇兵救之，来个围京救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