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大中国图书公司薛颂留先生与我商量，希望我把我的《中国通史》，再作增订；增订后决意重新排版，加人名地名及书名号，并力求印刷及纸张的改进。我对他这种求进步革新的想法，有点儿感到意外，因此欣然答应。

本书曾在1968年增订过一次，改正了其中若干小错。我在增订本《自序》中说过：“硬把编排已就的章节字句中，加入若干文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次的增订，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因为章节的限制，除非完全重写，简直无法作大幅度的更动，这一点要请读者原谅。这次增订，对原来的内容几乎完全保留。所加添的，主要仅是我个人对历史人物或事实的若干意见。这些意见，大部是我近十年来所作的历史研究的一些心得，老实说，也多半卑之无甚高论，较之“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等，还差得远。

本书的这次增订，帮助我最多的是周云锦棣。她为本书加列人名、地名及书名号，并誊清许多零散的增补文字，这些都是极其烦琐的事。她的热心，令我感激不已。此外承周庆光老师赐题封面，顿使本书增加不少光彩。庆光师是我高中时代的校长，道德学问，为世楷模，也是我平生最仰慕的良师。回忆抗战期间，他主持母校国立第三中学，以学校为家庭，爱学生如子弟。如果没有他的教诲，我能否有今天的这点儿程度，实不敢说。今庆光师已寿登八旬，而我因久病，常有“人生如寄”的感觉。此时能得到恩师的墨宝，使我获得无比的欢欣鼓舞，现在就以此书权充献给他老人家的寿礼吧！

1977年傅乐成序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