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纳河边的树木到了秋天，并没有立刻变成金黄色，而是青绿和黄色相间的，那种黄绿的颜色要保持很久，一直到冬天，树叶子就带着那种颜色落满街头。河面上有颜色鲜艳的船只慢慢走过去，它们走得那样的慢，好像不是为载乘人或货物，而是为了打破风景的静寂而出现，我坐在河边的长椅上，常常会坐到黄昏时分。

那是1989年的秋天，我离开香港、台湾、日本，离开这些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交流障碍的地方，我需要的正是巴黎这样的地方，我可以以语言不通为理由，理直气壮地放任自己在寂静之中。

这是我到巴黎的第一个秋天，我有充足的钱，我不需要人接济，我没有希望。我住在赛纳河岸边，在巴黎第八街区，一个充斥着富人的街区。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

我因此喜欢上圣卢克公园，一个充满幽闭气氛的地方，巨大的树木排列在道路两边，枝柯相交，永远像是在注视着路上走过的人，稍有微风，它们就像是在窃窃私语，在那样的道路上行走，就像行走在众神的行列中间，即使有悲愁，也必须深深隐藏，而在林荫道的尽头，大片的蓝天，忽然就呈现在眼前，专横、不容怀疑，像命运的突然赤裸，像审判日的空寂。每次走到那里，我都会不自觉地眯上眼睛，像是有刺目的光芒迎面而来。

这是我到巴黎的第一个秋天，我已老去，我没有让一张我在这个时期的照片传诸于世。

我是美丽的。

斯蒂文?丹尼尔在我到巴黎的第二年，1990年的春天， 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那一年，他22岁，身高192厘米。他的相貌？即使是在相处了那么久之后，依然让我感到陌生，他是高大的，圆的脸，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他经常为自己的长发感到骄傲，但这种骄傲极易受到打击。是的，他的脸孔让我觉得陌生，他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孕育、什么样的对风景的凝望、什么样的成长使他长成这个样子？我经常久久地凝望他的脸庞，这通常会使他感到尴尬和不快，使他以尴尬的微笑或者简单的询问来打破我的凝视，然而当我的凝视没有因此而中断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惊慌，最后变成恐惧。他是谁？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他一直让我感到陌生，自始至终，这种陌生感不曾消失。

他的职业？摄影师，初出茅庐，还没有得到赏识，他经常以自己投身的事业为依托，但这种单相思似的情感并没有得到回报，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籍籍无名。

1991年，我曾经到日本演出，也去了台湾，让我的家人见到了斯蒂文，他们，我的家人，出于一种天生的敏感厌恶他，对此我毫不在意，有时候甚至任由这种敌意泛滥而不加阻拦，他通常都是忍受着，或者，也还不是忍受？也许，这一切在他心中都没有引起任何波澜？谁知道呢。他为什么无动于衷？他为什么不愤怒？对此我感到一种无名之怒火，我们互相给予对方足够的慵懒的对抗力。就是这样。

我从不向我的朋友介绍他，从来不，如果是记者向我提问：“他是谁？”我的回答通常是：“一般朋友。”在西田裕司面前，也还是这样，我从不和斯蒂文直接说话，从不，在和别人谈话的中间，如果有话和他说，我的表情和语调都会改变，西田对此感到震惊。在任何地方，也都是这样，我不向别人介绍他，自顾自和别人说话，有人提醒我，这样会不会让他觉得被冷落？我的回答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不管他不要紧。”听到这话的人，也都会觉得震惊，他们在想，这个女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真可怕。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以原谅一个畸零人的态度原谅我。

“让我安静一下吧。”

“让我慢慢地思考一下吧。”

这些话，成为这个时候的我的口头禅。

这种懒散状态也会有被激活的时候，但呈现出来，就成为无名的悲伤。1994年11月，日本NHK电视台邀请我参加《民谣演唱会》，那是一场现场直播的演出，我演唱的是《夜来香》，歌曲进行到中途，我开始哭泣，开始，只是无声的流泪，逐渐地，它演变得无法克制，连歌声都因此而无法继续，我以鞠躬来道歉，从舞台上退出，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舞台上出现过。

最后的那个地方，是泰国的清迈。人们更多地把那里和“金三角”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不恰当。40年代末，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退到这里，从此在这里居住下来，有多少？有4万人，在泰国人看来，这是一道再好不过的屏障，为什么不让他们就这样存在下去呢，清迈、清郎，还有其它的几个地方，从此被他们默默占据，他们种植那种美丽的植物，花朵硕大，丰润，大红色，纯白色，紫色，蓝色，玫瑰红，浅黄，应有尽有，那种植物，人们叫它罂粟，它们开在山坡上，平原里，收获的季节，划开它的果实，就有白色的浆液，人们穿梭其间，像收割粮食一样，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罂粟，愤怒之花，愤怒让它生长，泛滥，它培育另外世界的规则。

生长罂粟的地方，没有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生存，在那里停留，在那里被容忍。我心甘情愿混迹其中。

1994年4月，我来到清迈，住在清迈市中心的皇家太子饭店，我们所登记的名字，是斯蒂文?丹尼尔?拉菲尔及其夫人。9月，我再次来到清迈，用同样的名字登记，住在同样的地方。12月，第三次到清迈，我住在梅坪宾馆，没有人认识我。

在1994年的12月，死亡的阴影第一次逼近我，我的哮喘在那里发作，宾馆找来的医生，名叫诺阿蒂芬，她说我房间里的空调不要总是开得很冷，我告诉她，那是因为斯蒂文喜欢，她说，不要在房间抽烟，她没有直接针对斯蒂文，她要我立刻住进医院。斯蒂文表示反对，很久之后，我说，还是去医院吧。在清迈的朗姆医院，我住了两个星期。在那里，我对诺阿蒂芬说，我是记者，我必须要在香港和泰国之间来回，诺阿蒂芬说，这里的气候不适合我。1995年1月15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出院，离开清迈，回到香港。

3个月后的４月２日，我和斯蒂文再次来到清迈，我们住在梅坪宾馆，1518房。

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宾馆的工作人员向别人抱怨：“在我清扫房间的时候，有几次在1518房间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毫无疑问，那是吸食大麻后遗留下的味道。”

5月８日，这一天，住在梅坪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日本来的技工，还有我，斯蒂文。

下面，是梅坪宾馆５月８日的记事：

7：30 和往常一样，斯蒂文和夫人电话订了房间服务。食谱也和平时一样，斯蒂文是西式早餐，斯蒂文夫人是一杯橙子汁，一杯牛奶和色拉蔬菜。

8：55 斯蒂文夫人例外追加了一份三明治。

10：00 女服务员取回餐具。

11：00 1505、1506、1507房间空调检查，没有发现异常。

12：40 斯蒂文电话订了中餐的房间服务。

14：00 宾馆保卫进行空房检查，没有发现异常。

14：55-15：15 贵宾服务部会议。

16：05 斯蒂文单独外出。

17：00……

我已到达那林木幽深之地……

就这样，站在原地，痛苦涌上心头，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