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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民军南下(1)

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作者:大卫·哈伯斯塔姆


  

5个月前,大概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人民军的6个师秘密开赴韩国边境,与此前驻扎在那里的几支队伍会合。他们一起进行了强化训练,还实行无线电静默。与此同时,大批工兵也被暗中遣送至此,设法加固通往南方主要干道上那些简易桥梁,以便重达32吨的苏制T-34坦克能够顺利通过。二战末期,这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人自己切断了贯通南北的铁路线,然而此时,他们却不顾一切地要修复这些铁路设施。24日夜,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朝鲜人民军的约9万名士兵(至少7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旅)突然穿过北纬38度一路南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进攻,利用公路干线与铁路加速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异常敏捷。被围的韩国军队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一位苏联顾问对这次进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行动甚至比苏联军队还快。

1945年,当金日成被苏联安置在平壤时,这位朝鲜领导人就对挥师南下统一朝鲜念念不忘。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一再恳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准予他采取行动。1949年末,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自己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

当毛泽东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毛泽东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毛泽东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没有苏联的准许,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统治半壁江山的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于是,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斯大林施压。他所兜售的想法十分简单,听起来也似乎轻而易举:一场共产主义攻势就能让南方唾手可得。在金日成看来,只要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装甲攻击,南朝人民就会立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能胜利结束。

过去,斯大林对于金日成的反复恳求一直反应谨慎。美国人没有离开南方,虽然他们的权力仅限于顾问,但是斯大林仍然处处提防,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然而,金日成根本就没有把美国人扶植的李承晚政权放在眼里,并且对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深信不疑,因此,他一直对斯大林不依不饶。这样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往往是极其危险的。在金日成看来,只要苏联人不再阻拦,同意他挥师南下,那么假以时日他就能所向披靡。同样,李承晚也认为,只要美国人不再令人生厌地对他指手划脚,攻克北方简直易如反掌。

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对峙局面,斯大林并无感到不快。在他看来,双方的对峙程度不算太严重,但足以使双方擦枪走火。斯大林有时会鼓励金日成继续打击李承晚政权。“现在进展如何,金日成同志?”1949年春,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金日成解释说,那些南方人让事情变得十分棘手,边界地区冲突不断。斯大林问他:“你在说什么?难道武器还不够用吗?你必须和南方人直接对打。”他想了想,然后又说:“打击他们,打击他们。”

但是,允许朝鲜进行“侵略”却又另当别论。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急于公开制造事端。随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其中包括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篇演说。艾奇逊似乎是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而莫斯科则把他的演说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可能不会轻易介入。这篇演说是对那一时代最坚强的外交人物的重大误解,因为它严重影响共产主义势力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后,艾奇逊一直试图解释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最后反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数年以后,他的老朋友艾弗利尔·哈里曼说:“恐怕这一次迪安搞砸了。”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准许,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边加紧厉兵秣马,一边三番五次赶赴莫斯科进行游说。在这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想要看看如果允许金日成南下,自己能够有多少胜算。最后,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插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毛泽东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但是日本仍是该地区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毛泽东允诺,如果日本妄图介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一定会向朝鲜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对斯大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忠实的盟友蒋介石,如果中国大陆全线告急,他们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战争能在中国农民当中一呼百应,并且最终取得成功,那么韩国的农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呢?难道他不是有先例可循吗?于是,金日成的计划逐渐赢得了莫斯科方面的支持。1949年末,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合作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中,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以及薛理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他们写道,金日成的这次游说活动表明,“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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