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

1928~1951 

我始终怀念着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安全、祥和、井然有序；那里孕育了我的童年，并为我的生活和事业打下了基础。我一直将内布拉斯加视为心灵圣地，它对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有着极深的影响。

第1章

寻根 

1928年5月8日，哈里·杜鲁门44岁生日。清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我，呱呱坠地。作为密苏里州某县的法官，忙碌的哈里自然无暇注意到我的到来。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踏上前往华盛顿谋职的道路，联邦政府给了我第一份工作，而这时的他已贵为美国总统。

我的母亲安妮斯·蔡金·索伦森是一名犹太人，她在一家天主教堂生下我。护士班的修女们对我关怀备至，母亲对此尤其感念。我的父亲克里斯蒂安·A.索伦森（简称C.A.）是一位叛逆的共和党人，第一步便是在那一年辞去了政府公职。我的出生却令他提笔给美国“胡佛后援团”的负责人写信：“今晨我又喜得一子，组成索伦森家族的共和党俱乐部指日可待。”远在俄亥俄州的一位记者朋友把我的出生与父亲的竞选联系起来，在给他的信件中说道：“这件喜事如经媒体适度包装，定能为你多添千百张选票。”

我的双亲加入的统一教会并没有入教或受洗仪式，于是我一出生就给我取了名字——西奥多·蔡金·索伦森。早在几十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领导了我父亲所属的共和党进步派。3岁时，我收到总统之子小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封来信，这缘于我父亲与他的一次偶遇。在信中，他提到我和他都与同一位伟人同名。父亲在回信中写到：“阁下的来信在索伦森家激起层层波澜，就连小特德也知道此事非比寻常，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我母亲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一直都反对泰迪·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老罗斯福把西奥多这个名字变得在美国非常流行。——译者注）为建立帝国主义霸权而诉诸武力。她总是坚持我的名字是取希腊语“上帝的恩赐”之意，与这位圣胡安山英雄（美西战争期间，罗斯福在古巴圣胡安山战斗中表现英勇。——译者注）毫无关联。作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还坚持孩子的名字中除了父姓之外还应该有她的娘家姓，自此我们兄妹五人的姓都是蔡金·索伦森。由于有两个姓是相当特别的，我们早已习惯被别人拼错名字。书籍、报纸和杂志屡屡犯错。半个世纪以来，单是《纽约时报》就拼错我的名字达百余次。接替我母亲担任大学学报编辑的人这么描述我母亲的离职，“安妮斯·蔡肯要辞职去当C.A.索伦逊太太了。”——同一句话里我双亲的姓都被拼错了。

我一生都在思考是哪儿来的运气，让我出生那天比往后的任何一天都幸运。那天出生的千千万万婴儿中，只有我拿到同州的朋友沃伦·巴菲特所谓的“基因头彩”。我的另一个朋友霍达达德·法曼法玛尼和我同一天出生，而他却在地球另一端的伊朗。他颠沛流离，背井离乡，被藏在库尔德人的干草货车里。而我出生在法治的美国。

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头脑聪明，受过高等教育，对孩子们寄予厚望。我的幸运还在于出生在内布拉斯加这个美丽的地方。在我年少时，林肯市虽然面积不大，却也古朴精致，有随处可见的公园、错落有致的石教堂、点缀着街道的矮楼、小商铺和绿荫，这里是孩子成长的乐园。而今这样的小城镇似乎已经离人们远去了。正如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块路标上写的，这里是“绝对中心”。小时候我和父母驾车出行的经历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当我们穿过内布拉斯加州中部时，看到一块画着两个箭头的路牌，指向东边的箭头写着“距纽约世博园1 454英里”，指向西边的写着“距旧金山世博园1 454英里”。

即使我后来搬到了华盛顿，在那之后环球旅行：从富查伊拉到布琼布拉，从斯科普里到新加坡，我始终怀念着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安全、祥和、井然有序。那里孕育了我的童年，并为我的生活和事业打下了基础。相比我所生活过的城市——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林肯市的水、空气，甚至政治环境，都更为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