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大词人纳兰性德在《木兰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用这首词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今抚州东乡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从小就喜欢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先后任多个地方官。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他推行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司马光，字君实，号涑水先生，祖籍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一群小孩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不小心跌进装满水的缸里，其他小孩见状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司马光则拿起一块石头，砸破缸的下部，缸破水流，小孩因此得救。司马光少年时和王安石一样，读书也非常用功，很早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司马光先后从政48年，官至宰相。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数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于王安石，应当算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酒，但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　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好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就名重天下。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他“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欧阳修也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还写首诗说“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韩愈”。所以，当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门写信祝贺王安石，王安石的诸友也都摩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由于国库空虚，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司马光则反对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事情不是这样。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由于北宋的财政状况日益困窘，举步维艰，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这就是“熙宁变法”。

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之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司马光为官清廉，他的薪俸大多周济了穷困的亲朋，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到了洛阳后，居住条件更是十分简陋。为了修史不受天气的影响，司马光想了个办法，在室中挖了地窖，以砖砌成地下室居住。当时，北京留守王宣徽在洛阳园宅甲天下，中堂起屋三层，飞檐走兽，气势恢宏。因此，洛中便有了“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谑语。为了编《资治通鉴》，司马光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白天勤奋写作，晚上也很少休息，常写到半夜才睡觉，不到五更又起来继续工作。司马光怕自己晚上睡得太死，于是就用一段圆木做了个枕头，夜里只要一翻身，圆木枕头就会滚动，他就会惊醒，可以马上起来读书写作。司马光年老时，友人刘蒙打算用50万钱请婢女侍奉他，但他回信谢绝：“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用一婢乎!”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消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各项重大的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冯?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