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院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他和俄罗斯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做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纳粹投降，结束欧战。1945 年5 月8 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了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艾伦?杜勒斯患上痛风的毛病，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可惜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这是一个坏兆头。

1946 年3 月，史密斯飞抵莫斯科，准备接受大使馆代办凯南的调教。凯南已在俄罗斯待了好多年，也花了许多时间试图解读斯大林。这时苏联已经付出2 000 多万人牺牲的惨痛代价，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苏联红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许多国家，如今，克里姆林宫的阴影正逐渐笼罩在俄罗斯境外1 亿多人的头上。凯南已预见苏联势必会以武力掌控占领区，他提醒白宫要有摊牌的准备。史密斯抵达莫斯科的前几天，凯南发出美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电文--一份以8 000 字描述苏联偏执的“长电”。凯南的读者最初只有寥寥数人，日后却有数百万人看到这通电文，但他们似乎都只注意这行字：苏联人对理性逻辑没有反应，对“武力逻辑”却极为敏感。凯南声名鹊起，很快就变成美国政府最出色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凯南在多年后回忆：“我们因战时的经验而习惯前方有个大敌。这个敌人必定位于中心，而且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史密斯称赞凯南是“新任代表团团长所能找到的最佳导师”。

1946 年4 月一个凄冷的星夜，史密斯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豪华轿车来到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一到大门口，就有好几位苏联情报官查验他的身份。车子行经古老的教堂和宫墙内塔楼底下的残破巨钟。穿着黑色长筒皮靴和红条裤子的士兵敬礼后引导他入内。他只身前来。他们领他走过长廊，穿越几道缀着深绿色皮革的巍峨大门，最后才进入宽广空旷的会议厅。将军终于和大元帅碰面。

史密斯对斯大林提出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什么，俄罗斯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凝望远方，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用红笔信手涂鸦，画出几个不对称的心形和问号。他矢口否认对别的国家有野心，并谴责丘吉尔数周前在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

斯大林说，俄罗斯对敌人很了解。　“难道你真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来遏制俄罗斯？”史密斯问。“没错。”斯大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