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7 月，中央情报总监范登堡任命昆恩上校掌管特别行动处，负责海外的谍报与秘密行动业务。昆恩发现新任务与自己“所经历的组织、指挥和管理原则背道而驰”。为了寻找经费，他来到国会山向几位议员索取了约1 500 万美元当谍报活动经费。“我那时才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晓得我们做了些什么事。”于是，昆恩请求召开秘密会议，告诉与会议员一则扣人心弦的故事，说他们已吸收柏林一位清洁女工当间谍，夜里偷偷拍下苏联文件数据。国会议员大喜过望，昆恩也悄悄拿到了钱，让美国情报活动得以维持。

此外，他也设法网罗战情局的老将，如35 年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凯西等人。不过，1946 年时，凯西想在华尔街发财的心思大过为政府效命。他和战情局的一些老朋友都很担心，情报业务仍然是备受白眼的军事附属机关，被那些拘泥于一时战术需要的将领领导，他们不像老练的文官会着重战略大局。凯西致函多诺万说道，美国情报的前途受到“今天的道德与政治气氛的威胁，我认为这种气氛大部分要归咎于刚过世的三军统帅”--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凯西推荐给昆恩的名单包括汉斯?托夫特与麦克?伯克，前者在日后的朝鲜战争期间负责对中国的秘密作战任务，后者则在20 世纪50 年代试图把行动推进铁幕内。

c 肯特在1946 年写道：“从一开始高级命令就出现行政问题，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避免的。新任命、人员更迭和升迁等人事活动运转缓慢，甚至根本不动。对一些不可或缺的专才而言，政府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他们陆续离去。由于空缺没有及时补上的缘故，士气也随之低落。”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比尔?科尔比则写到，情报研究分析部门的学者与秘密行动部门的谍报人员离职，形成情报界两种完全不同且相互鄙视的文化。科尔比此论放诸中情局60 年历史中处处皆准。

d 日后出任中情局主管情报分析业务的副局长拉塞尔?杰克?史密斯回忆1946 年1 月中央情报组初创时，“杜鲁门每天问：‘我的报纸呢？’”在杜鲁门眼中，中央情报组唯一要紧的活动就是提供“每日简报”。他的前辈肯特则在1949 年写道，中情局应该努力让自己变成“都会型大报”，加上“一小批彬彬有礼和高智商业务员”来“推销产品”，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总统简报，也就是习称的“每日简报”。由专人呈送总统长达60 年之久的每日简报是中情局的权力来源。然而，谍报人员最不希望（或不需要）的，偏偏就是每天要赶在截稿时间前应付总统需求。谍报活动是要慢慢地找出实情，靠窃取别国机密来了解敌人的想法，而不是报道固定流量的新闻。在中情局秘密行动处有28 年资历的老手威廉?约翰逊写道：“谍报需求与汇报要求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美国情报的任务究竟是求取、借取或提取消息，然后包装卖给总统？还是要窃取外国的国家机密？冲突的结果并不利于谍报活动。约翰逊的结论道出在他秘密行动处奋斗30 多年的处境：当前的情报业务并不在中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