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它的隐秘性也常常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相抵触。即将出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写道：“我对这个机构怀有极强烈的不祥的预感。我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他本人、国安会，甚至其他任何人都无从知悉它在做什么，亦无从控制它。”

《国家安全法》完全没提到海外秘密活动。它只是命令中情局对比、评估和传送情报，并执行“其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功能和任务”。这十几个字所蕴含的权力，正是2 年前马格鲁德将军反复向总统谏言想保留的权限。日后，数百起重大秘密行动便是利用这个漏洞来执行的，杜鲁门连任总统期间就占81 件。进行秘密行动须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授权或示意。当时的国安会成员虽包括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军事首长，却都只是挂名，会议难得举行。即使召开，杜鲁门也很少出席。

杜鲁门参与了9 月26 日举行的首次会议，行事谨慎的希伦科特也出席与会。中情局法律顾问劳伦斯?休斯敦曾提醒局长，反对秘密行动的呼吁会与日俱增。e 休斯敦指出若没有国会的同意，中情局就没有获得法律授权以执行任务。因此，希伦科特设法将中情局的海外任务控制在情报搜集以内，但他失败了。很多重大的决定都是秘密通过的，通常是在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家中的周三早餐会上拍板定案。

9 月27 日，凯南传给福里斯特尔一份详尽的报告，主张建立“游击战军团”。凯南认为，虽然美国人可能根本不会同意这种方法，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是国家安全所不可或缺的”。福里斯特尔欣然同意，他俩联手启动了美国的秘密情报作业。

有组织的政治战拉开帷幕

福里斯特尔把希伦科特叫到五角大楼，讨论“当前普遍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情报团完全不能胜任工作”。他说的很有道理。中情局的能力与所要执行的任务太不相称，的确让人惊愕不已。

中情局特别行动处新指挥官坦纳德?加洛韦上校是个意气风发的正牌军人，绰号“老错”，早年以骑兵军官身份在西点军校教授马术礼仪，那是他才情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候。他的副手斯蒂芬?彭罗斯原是战情局中东部门的主管，已在灰心之余挂冠求去。彭罗斯在写给福里斯特尔的备忘录中警告，正值“政府最需要一个有效率、规模日渐扩大的专业情报机关之际，中情局却流失专业人才，又无法网罗有才能的新人”。

尽管如此，1947 年12 月14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情局发出第一道最高机密令，要中情局执行“秘密心理战，以期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动的活动”。f 战鼓擂动，中情局于是着手打击意大利“红色分子”，以防他们在1948 年4 月举行的大选中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