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可以说得明确点吗？

赫尔姆斯：可以，我可以明白地说。换言之，苏联政府下令暗杀肯尼迪总统。

这些话等于罪名已定。于是，1964 年4 月中情局在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批准下，将诺先科单独拘禁起来，先是关在一处安全屋，然后转到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郊外的中情局训练中心“佩里营”。在中情局苏联科监管下的诺先科，所受到的待遇与在古拉格（劳改营）的俄罗斯同胞无异。三餐粗茶淡饭少得可怜，一盏孤灯整天亮着，无人相伴。诺先科在一份2001 年解密的申诉中指出：“我没东西吃，一直处在饥饿状态。我不能和别人接触，不能看书，不能抽烟，甚至连呼吸新鲜空气也不行。”

他的证词与2001 年“9?11 ”事件后被中情局监禁的人犯极为相似：“我被卫兵带走，蒙上眼罩，戴着手铐，载到机场，弄上飞机。我被带到另一处地点，关进门上有铁窗的水泥牢房，里面只有一张铁床和一条床垫。”中情局档案里保留着诺先科在牢房里接受贝格莱心理恐吓侦讯的详情。诺先科以俄语低声恳求：“我衷心……衷心……求你相信我。”贝格莱以英语扯开嗓门吼回去：“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贝格莱因为这件差事荣升苏联科副科长，并获赫尔姆斯颁发“杰出情报勋章”。

1964 年夏末，向华伦委员会报告诺先科审讯结果的差事落到赫尔姆斯头上。这是需要极为慎重处理的难题。于是，赫尔姆斯在委员会结束调查前几天便告诉华伦首席大法官，中情局不能接受莫斯科方面在暗杀总统一事上辩称清白的说词。华伦对这最后结论甚感不快，因此，委员会的最后报告里也完全没提到诺先科这个人。

赫尔姆斯自己倒是很担心监禁诺先科可能招来的后果，他说：“我知道，我们不能违反美国法律，一直非法监禁他。天知道，要是今天发生类似情况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们的法律并没有修改。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诺先科这种人。当时我们就曾请司法部指示机宜。很显然地，我们是非法监禁他，但到底要怎么处置他呢？要是放了他，一年半载后准会有人说：‘你们这些人要是有点脑筋就不会这么做了，他是攸关谁杀害肯尼迪的关键。’”

中情局派另一侦讯人员审讯诺先科之后，断定他一直都在说实话。终于，诺先科在投诚5 年后获释，获得8 万美元赔偿，有了新的身份，更由中情局支付津贴。

然而，安格尔顿和他那帮人依旧不罢手。他们要在中情局里找叛徒，要把苏联撕作两半。猎捕内奸行动从追查有斯拉夫姓氏的工作人员开始，一路循着指挥链查到苏联科长。行动一直持续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情局的俄罗斯业务也因此瘫痪10 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