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头版头条刊登出一条消息：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在最后一刻击败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当选美国总统。保罗和我投了民主党的票，自然欢欣雀跃。而我爸爸“大个子约翰”?麦克威廉斯是个忠实的保守派共和党，他对此大为惊骇。

从很多方面来说，家父都是个好男人，可我们迥异的世界观让家庭气氛十分紧张，回家探亲对我来说很不自在，更是让保罗如坐针毡。我妈妈卡罗已经因为高血压过世，继母费拉德尔菲亚?麦克威廉斯（Philadelphia McWilliams），也就是费拉，并不关心政治，可她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都顺着我爸爸。我弟弟约翰是个温和派的共和党，妹妹多萝西则站在我这边。对女儿们的自由倾向，父亲生气得很。他本打算让我嫁个共和党的银行家，把家安在帕萨迪纳，安安稳稳地过传统生活。可要是我真这么干了，八成会变成个酗酒婆娘——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相反，我嫁给了保罗?查尔德，一个画家、摄影师、诗人、中层外交官，还把我带到了脏兮兮阴沉沉的法国，真是再开心也没有啦！

看到杜鲁门竞选胜出的消息，我能想象得出帕萨迪纳阴郁的气氛：大个子约翰肯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就像我们巴黎人常说的那样，Eh bien, tant pis！（意为“哎，算你倒霉！”——译者注）

巴黎满城都是烟雾的味道，好似着了火。打喷嚏的时候，手绢上会留下泥巴一样的脏东西。部分原因是历史上最为浓重的雾霭。报纸上说，雾气实在太浓重了，飞机无法起飞，横渡大西洋的汽船无法离港。每个人都有“雾事”可讲。有的人实在太担心迷路，以至于整晚待在汽车里；有的人就差一厘米没看清楚，结果掉进了塞纳河；不少人朝着错误的方向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结果开到了郊区的地铁站；他们把车子留在那儿，搭火车回家，可从车站里出来走路回去的时候，又摸不着方向了。雾气弥漫得到处都是，甚至飘进了屋。看见家里云雾密布，真让人惊惶失措，觉得快要被闷死了似的。

可是，到了我们在巴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俩在灿烂的阳光中醒来。那一片晴空让人心旌摇荡，好似帘幕被一把扯开，大堆大堆的珠宝显露了出来。保罗迫不及待地要带我去看看他的巴黎了。

我们从双偶咖啡馆（Deux Magots café）开始，点了份欧式早餐（café complet，相对于丰盛的英式早餐，这种早餐较为简单，一般只有面包、咖啡、茶或其它饮料。——译者注）。保罗很开心地看到，自从他上次造访（1928年）以来，店里的场景没有丝毫变化。屋里的座椅依旧蒙着橙色的长毛绒，黄铜灯具依然未经抛光，还有侍者——八成还有墙角里的尘土球球——都跟以前一模一样。我们坐在屋外的柳条椅子上，嚼着牛角面包（即Croissant，也称羊角面包、可颂面包，是法国人的传统早餐。——译者注），看着清晨的早阳慢慢照亮烟囱的管帽。突然间，大队人马涌进了咖啡馆：摄像师、音响师、道具小工、演员，其中有伯吉斯?“巴兹”?梅雷迪思（Burgess [Buzz] Meredith）和弗朗肖?托恩（Franchot Tone）。他俩脸上化着油彩妆，扮演潦倒的“左岸艺术家”。保罗曾在好莱坞做过杂工和布景师，上前跟梅雷迪思聊了聊他的电影，还跟他谈起，无论是在巴黎、伦敦还是洛杉矶，电影行业的人都是多么和蔼可亲啊。

我们沿着街道漫步。保罗——中等个头、谢顶、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身穿风衣、头戴贝雷帽、脚踏厚底鞋——大步流星地在前头走着，眼光敏锐，留意着周边的一切，忠诚可靠的格拉菲（Graflex）相机跨在肩头。我跟在他身后，双眼大睁，紧闭嘴巴，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圣叙尔皮斯广场（Place Saint-Sulpice）上，身穿黑色套装的婚礼宾客正在喷泉旁边互吻双颊，保罗的母亲在二十年前住过的大楼依旧如昔。他往阳台上张望了一下，发现当年母亲做的花箱还挂在那儿，里头种满了金盏花。但是，在街角处，一幢他最爱的老楼荡然无存了。不远处就是保罗的双胞胎弟弟查理和太太弗蕾德里卡（Fredericka），也就是弗蕾迪（Freddie）曾住过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狼藉（炸弹造的孽吗？）。在奥德翁广场（Place de l’Odéon）的剧院旁，我们发现一块小小的大理石牌匾，上面写着：“谨以此纪念让?巴贺（Jean Bares），1944年6月10日，他在此处为国捐躯。”这座城里，像这样肃穆的纪念物随处可见。